張兵：真實。
因為我有著比較豐富的基層經驗，我寫的故事就是發生在基層的那些事。大家喜歡它也是因為它真實，我沒有去評判，只是把它們講出來罷了，是相對客觀地講述。
我這本書寫的就是時代的變遷和人物的命運。所以，我一直不承認這是一本“官場小說”。它寫的是一個時代，只不過人物是一個公務員。
我寫的那些東西很多都是“吏”的事，還到不了“官”。很多人讀我的小說，一定是感受到了人物的命運，才會喜歡。 大家對我的“創業”很支持
談文化“母體”
這是每個作者的局限
廣州日報：你是什麼時候上大學的？
張兵：1992年，所以我所有小說主人公的背景，都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段時間，剛好是我的青春時代，是我工作開始的時間。每個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局限，這是無法回避的。
換句話說，每個作者都有寫作的“母體”，“母體”由時間和空間構成的，既是“母體”又是局限。每個作者，都有他最鐘情的地域和時間，如果作者能夠完全超越地域和時間，那他一定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家，這很難得。
應該說，“巴蜀”就是我的文化“母體”。
廣州日報：你初入公務員隊伍，是不是和自己想象的一樣？
張兵：我父親在監獄工作，我知道公務員這種體系，是不可能讓自己發財的。我思考的是，能夠用合法正當的手段，用自己的能力去改變家庭的狀況。我就想到利用業餘時間寫作。幸運的是，一寫就成功了。
廣州日報：如果現在再寫“侯衛東”，是否還能夠獲得過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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