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2日電／華燈初上的北京，大鐘寺附近一家小飯館，飯桌上的6個人認真盯著孫偉手中的平板電腦，羽泉《奔跑》的前奏響起，出現在畫面上的是“北京醫師跑團”的成員，一個人和著旋律亮了嗓：“白衣脫下來，換上心愛的跑鞋……”對他們而言，儘管這首重新填詞的“團歌”已成了“洗腦神曲”，但再看視頻中的自己，總能感覺像被時間拽了回去。
跑團團長朱希山被拽回了2015年。兩年前，朱希山為了減肥開始跑步，最後竟完成了一場馬拉松。“這本是遙不可及的事。”在這位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腫瘤診療中心醫生的印象中，首次接觸馬拉松是在2008年夏天的高溫里——在北京奧運會馬拉松項目終點處當醫療志願者的他“等一兩個小時不見選手來”，這才特意搜索了有關馬拉松的信息，知道了距離是42.195千米，“知道了它起源於一個悲劇。”此後，雅典士兵菲迪皮茨的死亡常被朱希山在與馬拉松相關場合提起，“起碼要查個心電圖和心超，必須對馬拉松懷有敬畏之心。”
可當前國內被社交功能催化膨脹的馬拉松熱潮中，“敬畏之心”像一個救生圈，抱著它剛扎進水里的人，發現水位僅僅及腰便隨手將其拋棄，很少有人擔心下一腳會踩進深水區。
馬明太的“救生圈”被他丟在了家鄉大連。2015年首個馬拉松費時4個多小時，“比我預計的6小時完賽好多了。所以，家門口的賽道上如果刷個PB（個人最好成績），一定會很美妙。”這次，他給自己作了配速計劃，精確要求步伐和呼吸，“沒聆聽身體的聲音”，結果跑了20公里腿就出了問題，更讓他覺得沮喪的是“我可是骨科醫生啊”。
這一次，理論敗給了實踐，但也是這次經歷，讓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骨科工作的馬明太對患者及跑友的勸告更苦口婆心——“熱身、拉伸、循序漸進”。
“一開始是傻大膽，踩過很多坑後，才越來越小心。”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大夫楊昆覺得，跑馬拉松和學醫多有相似，“自己是小大夫的時候覺得什麼病都敢看，經驗多了看見什麼病都會多想想。”楊昆曾因中學時期3000米跑“能在北京市東城區取個名次”，沒有任何準備就上了馬拉松賽道，“鞋、襪子都不合適，咬著牙跑15公里就被收容車收了。”幾次教訓之後，他想起協和醫科大學教授張孝謙對行醫的總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對跑馬拉松同樣適用”。
敬畏不代表放棄前行。在不停調換的白班和夜班間，但凡能抽出一點時間，楊昆還會選擇穿上跑鞋，他覺得在馬拉松和醫務工作兩個峭壁間，不停奔跑才是平衡之道。“一個班12個小時，接診100多病人，搶救一二十人。”駭人的工作節奏、錯亂的生物鐘以及不時遇到患者去世、醫鬧等，失眠和低落情緒幾乎成了楊昆這樣急診科醫生的“日常”，“壓力只能自己承受，沒法兒跟人說”，於是，跑步成了他和自己對話的解壓方式，“跑步可以感受熱鬧也可以享受孤獨，起碼我不用吃藥了，還能帶動別人跑起來。”
跑友圈里流行一句話，“沒什麼是一場馬拉松不能解決的，有的話，就兩場。”北京協和醫院耳鼻喉科醫生孫麗華這樣形容煩惱消解的過程，“通常跑到五六公里，身體跑開了，打個嗝兒，煩心事自然隨風散了。”或是基於相同的壓力，近幾年各行各業站到馬拉松賽道上的人猛增，朱希山注意到，隨之攀升的還有猝死事件及傷病概率，“其實對心臟驟停者來說最重要就是爭取時間，在4分鐘內進行最大限度搶救，這就是我們在賽道上能做的。”
“除了健康原因，以前他們調侃說跑馬是為了遇到醫鬧時跑得快。”從事保險行業的孫偉是跑團核心成員中屈指可數的非醫療工作者，負責維護200多名非醫務人員組成的跑友群。雖不乏急救知識，但從相機鏡頭中觀察這群身披白大褂的隊友是他的常態，一起奔跑、訓練、吐槽，他漸漸發現這群被貼上“高冷”標簽的醫生“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他感受到了醫者的仁心。
2015年年底，朱希山等幾個核心成員成立跑團，這群在賽道上總用熒光黃等顯眼顔色標注的“醫師跑者”逐漸成為馬拉松賽場上流動的醫療急救站，“團員大多數來自北京市各大三甲醫院，90%以上具有半馬以上的比賽經驗，80%的團員具有碩士以上學歷。”朱希山拿出數據，“2016年，我們在全國18項馬拉松賽事中擔當了醫師跑者的任務，出動超過1000餘人次，直接獲益的受創傷、拉傷甚至可能遭遇猝死的跑友超過200餘人次。”
一個在鳥巢路跑賽事中磕破下巴的女孩就是1／200，楊昆和孫偉等隊友幫她治療後便繼續前行，賽事過去很久後，女孩輾轉找到楊昆微信道謝，這個舉動讓他想起急診室灰暗色調里的一抹紅，“像送了面錦旗”。而馬明太在“打算刷PB”的大連馬拉松上也和隊友王澍施救了一名跑者，“有個人倒在路邊，有呼吸、心率等生命體征，但沒有意識，怕他有窒息風險。”令馬明太沒想到的是，他們施救的過程被跑友拍下來上了新聞，鄰居見他就問：“跑步救人的是你嗎？”馬明太點著頭，高興的不是自己“紅”了，而是“傳播了醫生的正面形象，對緩解醫患關係可能有一點點幫助，至少看到的人心里會暖一下。”
對這群包里帶著紗布、雲南白藥等急救用品，跑步時要觀察周圍人有無急停、捂胸口、面色蒼白等症狀的跑者，賽道像是搬到室外的診室，“我們又給自己找了份工作。”楊昆覺得，醫生走出醫院還是醫生，“只是隱形起來了，但責任感告訴我們，遇到情況不會袖手旁觀。”於是，越來越多的醫生跑者根據自身配速，三五人一組穿插在賽道上預防風險，但朱希山仍有擔心，“除了急救時間不易把控，一些心臟基礎性疾病也很難挽回，所以跑友先期排查非常重要，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醫師跑者身上，另外，更多跑者掌握急救知識更加必要。”
“一起跑完42公里和吃頓飯、聊聊天的感情是不同的。”為了讓跑團吸引更多人、服務更加專業，朱希山認定跑團不該只局限於跑步，由此分支出了籃球隊、歌舞隊、學術群甚至相親群等，“有時跑步丈量北京的各大醫院，有時討論疑難雜症或福利待遇。”他記得，有一次同事遍尋一種罕見藥，“放跑團群里一個小時就找到了。”他覺得“我們不只一起跑步，很多醫生也要找個平台互相扶持，提高8小時外的生活質量。”
只是，肩負的任務看似把診室的工作又延續到了賽道上，但他們並沒把這份新“工作”當作負擔，“醫院和賽道哪個更能產生成就感？就像你有兩個孩子，別人問你和女兒親還是和兒子親一樣。”孫麗華說。（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