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個是他勸李嘉誠做收藏的故事。那是九十年代，他在北京琉璃廠有個店，李嘉誠來店裡看古董，先問有沒有地方能帶他吃個飯，說想吃碗面。馬先生帶他去胡同裡的一個小院，真的就只請他吃了一碗面，一碟榨菜。李嘉誠吃完非常高興，還問那榨菜是什麼。吃完飯去店裡看貨，李看中了一盒明代的象牙象棋，上好貨色。“他說很喜歡，我說您就買吧！他說多少錢，我說標價四萬塊，給您打一個六折。六折是我主動打的最低折，我就不想賺他的錢，他特別牛，還說貴。我就愣了，我說是這樣，您要喜歡我送給您，但我不能賠錢賣給您，這是原則。我說您賣那樓不也都賺錢嗎？然後他就樂了，樂了以後就付錢了，他只是要這麼個過程。”聽他這麼一說，我也偷樂，覺得自己也有當富翁的潛力。因為我也愛侃價。
馬先生說當時勸李嘉誠做收藏，一年一個億，做自己的私人博物館。“我當時老幻想著有一個大企業家，人家有錢，突然找我，說我想做一個好的博物館，你能不能幫我做一個計劃？”馬說西方很多大富豪都是大收藏家，但很奇怪，華人的一流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在成系統地做收藏的，至今如此。“我當初試圖勸李嘉誠，我說您一年拿一個億，對他不多的，十年是一個非常好的博物館，我幫您做。”可惜沒有成功。
後來，他的觀復博物館堅持下來，特別是2008年之後社會大環境改善，博物館越做越順。他到世界各地看一些財富家族的私人博物館，越來越有感觸。他特別講到王安，“王安曾經是美國非常富有的人，如果他不走錯路，他的企業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微軟。美國40歲以上的人中很少有不知道王安的，但年輕一代卻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唯一留下的，只有三個圖書館。”而摩根、洛克菲勒、哈默、蓋蒂、卡耐基這些大家族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卻成為整個國家的文化財富，實現了某種永恒價值。
對他自己來說，他也希望蓋棺定論之時，人們能說，這個人曾經做過這樣一件事，這件事起碼能夠留下來。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經歷無法複制，我是可丁可卯地趕上了一個時代，我算算我25歲到35歲，我最好的黃金時代是收藏的黃金時代，就是1980到1990年，這10年文物沒有價錢，很多東西都是白來的，比如說我幫忙搬個煤，人家就送給你的，那個東西價值連城，當時卻沒有價錢。我到北大的教授家，臨出門時他問說這個要不要，給50都行。那時候我就積攢了很多東西，沒有價錢，也沒有認知，你買這個東西所有人都另眼看你，覺得你腦子有水。”而現在，當他成為中國當代最知名的收藏家之後，卻在考慮把私人博物館變成公共財產。他講到齊白石弟子、一代國畫大師許麟廬去世後，70多歲的子女為財產把95歲的老母告上法庭的事情，深有感觸。“我發現人老了，如果你有財產，隨著你年齡增加，你身邊圍的人就越來越壞，好人圍不上來，有尊嚴的人圍不上來，然後就很難過，我看見我身邊這種事天天都在發生，我不願意這樣生存。我希望我晚年的時候沒什麼財產，當然起碼想花錢的時候有錢花。我也不那麼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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