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8日電／動蕩的中東地區自古就是世界的“火藥桶”，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更是飽受戰亂之苦，田園荒蕪不說，好端端的家毀於戰亂，親人四處分散此生不能相見。在戰爭的催生之下，集體的“受害者”心態應運而生。其後，這種心態被移植在文學裡，成就了一系列以苦難、離散為主題的“傷痕文學”。比如，西敏.達內希瓦爾在《薩巫頌》裡描寫的上世紀40年代的伊朗貴族，抑或是薩義德.卡書亞的《耶路撒冷異鄉人》裡那些個驕傲而又自卑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他們在各自的世界裡兜兜轉轉，轉眼又以相似的模樣出現在卡勒德.胡賽尼的筆下。
小說《群山回唱》以一個頗為辛酸的故事作為開場：窮山溝裡來了魔王，要抓走幾個可憐的童男童女，一村子人愁眉不展，如臨大敵。這是阿蔔杜拉的父親在賣掉女兒帕麗之前講給兒女聽的故事。帕麗最終還是被賣掉了。我們當然不能責怪父親的無情。亂世之中人如螻蟻，家被毀了，生活無法維繫。為了活下去，就算是違心的，也只能咬著牙堅持下去，因為只有“砍掉一根指頭，才能把手保住”。
作者胡賽尼顯然比阿蔔杜拉幸運得多。出於家庭的緣故，他早早地離開了處於混亂之中的阿富汗。他離開的時間恰到好處，太早不會留下太多記憶（就像帕麗），太晚就會過於沉溺往事不可自拔（就像阿蔔杜拉）。胡賽尼身兼移民作家與醫生的雙重身份，醫生以手中之刀治病救人，作家的職責則是真實客觀地反映事實真相，“以正義和公平的原則負責任地描寫阿富汗”。在這兩種身份之外，胡賽尼也是個普通人。他自稱不是阿富汗問題專家，因而，無意也無法提出濟世救人的良方。較之國際大勢，胡賽尼更為關心普通人的生存狀況。他的筆下仿佛上演著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群山回唱》裡講了不止一個故事：阿蔔杜拉的故事、舅舅納比的故事、繼母帕爾瓦娜的故事，甚至是義工的故事。胡賽尼的故事沒有綺麗的異國風情，也不以複雜、奇詭的劇情取勝，更與宏觀大局無關，打動人心的是字裡行間滲透出來的真情實感。
小說涵蓋了大半個世紀，從二戰後的四十年代講起，直到當下，以一個家庭幾十年間的變遷書寫苦難中的家國民族。胡賽尼說：“這個國家遭受的苦難，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記載，它們遠比我的筆墨更有見識，更有說服力。”他無意在苦難深重的同胞傷口上撒鹽。事實上，《群山回唱》不像《追風箏的人》，並沒有對那些黑暗日子的直接描寫。儘管如此，“苦難”仍是小說唯一的關鍵詞。阿富汗有多少戰亂，胡賽尼筆下就有多少離難。阿蔔杜拉失去了妹妹，帕麗離開了親人，弟弟伊克巴爾一家有家難回，被當作難民收容。這樣的戰爭孤兒、這樣的離散故事在今天的阿富汗不是少數，幾乎隨處可見。不過，這種苦難並不僅僅限於阿富汗，而是跟隨主角們流亡的足跡被散播到天涯：從阿富汗的荒漠到愛琴海的小島，再到法國巴黎，甚至是美國加州，故事到了哪裡，戰爭（暴力）的陰影就跟到哪裡。悲傷是烙在臉上的“胎記”，將他們從人群裡分離開來，並將伴隨他們的一生。
作為現實的寫作範本，《群山回唱》裡自然也不乏對混亂現狀的反思與抨擊。胡賽尼對戰亂之後的阿富汗應該不抱有盲目的樂觀，他見證了戰後的種種亂象，並反覆表達出他的憂慮。幾十年間，戰火連綿，蘇聯人、軍閥、塔利班、美國人，各種勢力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帶給阿富汗的不是充滿希望的田野，而是一輪又一輪永無休止的戰爭。停戰後，戰爭的後遺症似乎並沒有因此而消失，處於“後戰爭時代”的喀布爾照舊有無謂的施暴。人們為了利益相互爭鬥，甚至將自相殘殺的刀鋒對准無辜兒童，“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個悲劇”。胡賽尼言詞犀利，語帶諷刺。戰前移民外國的年青一代紛紛在戰後回歸，這種回歸純粹是經濟利益的需求，並無任何情感上的認同。他們在阿富汗度過的童年實在太遙遠，“仿佛一份遺物”；對於發生在身邊的苦難，更是無動於衷，更像是“觀光客在看表演”。
從《追風箏的人》、《燦爛千陽》到《群山回唱》，回蕩在胡賽尼小說裡的主旋律不是激動人心的進行曲，而是一曲曲民族家國的悲歌。他寫的是愛，講的是情，唱出的是命運。《群山回唱》一開始，胡賽尼就借魔王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心聲，“他用良善去撫觸那些生命，給那些陷於悲苦的人們帶去幸福”。這應該是他寫作的終極目的。雖然小說不能改變世界，也未必能給人“幸福”，但它可以是慰藉，是希望。只要能給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行路人帶來光亮，哪怕只是一點點，對胡賽尼來說，也就足夠了。
（文章來源：文新傳媒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