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6日電／經過長時間的宣傳和教育，“先污染後治理”在民間話語體系裡已基本等同於錯誤的發展模式。然而，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違背的規律，也並非如我們所想那般一無是處。
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天生就是衝突的。環境作為一種自然資源，除了具有滿足人類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生存性功能”，同時又有為人類經濟活動提供一定的容納，分界，淨化廢棄物的空間的“生產性功能”。“污染”這一概念的本質，其實就是“生產性環境功能”降低了“生存性環境功能”的價值。經濟模式的選擇，意味著要在這兩種環境功能之中作權衡和抉擇，換句話說，即選擇“污染”的程度。如果單從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那麼取消第二種功能，即停止一切生產活動，自然可以使環境永遠保持在最好的狀態。但由於環境本身的稀缺性，客服矛盾的辦法不可能是消滅其中一個保留另一個，而是要尋求一種組合，使得這兩種功能對人類產生的效用綜合達到最大。
“先污染後治理說”，便是關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關係的一種觀點。它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不得不忍受環境污染，只有當環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有效地去治理。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是反對才去措施進行處理和防止污染，也不是認為治理污染毫無必要，而是指出在經濟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環境保護目標和措施，將由於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實現，社會需要忍受環境污染的後果。無論是源頭防治、過程控制還是末端處理，都是追求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最優配置的諸多治理方案中的一種。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政府就提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堅決不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這是一個充滿前瞻性的道路設計，但過去三十年似乎並未很好地貫徹到底。伴隨著粗放式製造業加速擴張的同時，中國也進入了環境壓力高峰，全國性霧霾天氣頻現，各項環保指標也不容樂觀。中國事實上不可避免地走回了“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這是社會發展規律不可超越的體現。
美國環境經濟學家格羅斯曼和克魯格就此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即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曲線關係：在某一地區，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不斷提高，一個階段環境污染會加劇；達到污染拐點後，環境質量才會好轉。多數研究者認為，在經濟起飛階段，第二產業比例家中，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當主要經濟活動從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轉向低污染高產出的服務業、信息業時，生產對環境資源的壓力降低；環境破壞和經濟發展由此呈現出倒U形的曲線關係。
環境污染在諸多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都是普遍問題。英國作為最早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其首都倫敦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著名的“霧都”。1930年，比利時爆發了世人矚目的馬斯河穀煙霧事件。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指出：如果不加強環境保護，人類將迎來“寂靜的春天”。伺候，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和民眾意識的提高，環保運動和污染防治才重回正軌。
環境污染是生產的負效應，有生產往往就有污染。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工廠”，想要推動工業社會的健全發展，關鍵不在於為了環境杜絕一些限度的污染，而在於如何將污染控制在生態環境的自淨能力範圍之內，讓污染物不超出環境的自淨能力，從而避免環境危機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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