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作為替考者的農村大學生，顯然成了鏈條上不明真相的作倀者，是被動加入的一個群體。換言之，他們同樣是被權錢勢力改變的一個群體：他們不僅成了替考的隱身人，淪為替考工具，還將付出可能被開除學籍甚至被追究刑責的代價。
對替考者的懲罰，確實有必要，而從“替考之惡”中的主從關係看，追責尺度顯然也該是對稱的。只可惜，就像學者汪海燕指出的，從近年來發生的高考舞弊案來看，被替考學生的家長很難被追究相關責任。
我注意到，有輿論認為，替考事件表明很多制度層面的漏洞亟待打上補丁，包括對替考產業鏈上的每一環都要嚴厲追責。制度補缺，當然該成為亡羊補牢的一部分，但相對於制度補缺的難度，對權錢僭越的遏制卻容易得多，且“功夫在高考外”。就此看，在替考事件上，“農村學生替領導孩子高考”本身並不是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權錢能打點各方的實用主義才是。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