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還應該剖析自救性犯罪的前提，即維權受阻。有人說，“一個人最大的破產是絕望，最大的資產是希望”，冀中星們正因為維權屢屢受阻，才鋌而走險。如果維權途徑更通暢一些，維權渠道更開闊一些，那些權益受損的農民工得到及時救濟，他們還會以身試法嗎？
農民工維權最常見的大概是討薪。討薪難，從爬塔吊到寄賀卡，從拜河神到裸體游街，一些農民工討薪的方式像是行為藝術，但帶有沉重的自虐與自辱色彩，如果沒有噱頭就無法吸引人們注意。即便有噱頭也未必成功討薪，於是有人就採取違法手段。幾年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為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國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員、法官、書記員等人員工資至少是1950－3750元。綜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間。枯燥而真實的數據，往往蘊含著令人悲哀的事實，農民工維權成本畸高，恰恰凸顯了其權利貧困與無奈困境。
遏制“自救性犯罪”必須雙管齊下，除了幫助農民工提高守法意識、培養對法律的信仰，還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制度安排，破解他們的維權困境。如近年來國家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嚴厲打擊惡意欠薪，包括將惡意欠薪列入刑法懲治範圍。人社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下發通知，對不依法移送和辦理欠薪案件的國家工作人員，要追究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應該看到，這些制度安排已經見效，這幾年農民工討薪不再那麼艱難，被欠薪現象也大為減少，但農民工遇到的維權困境很廣，而不僅限於被惡意欠薪。
法律應該讓公眾信賴，更要讓公眾有所依靠。正義不僅應當實現，還應該以公眾看得見、能認同的方式實現。每一個公正的法律判例，都能為公眾的法律信仰增加一塊基石；法律失語、法治不公，正常的維權渠道屢屢受阻，就可能成為公眾法治信仰崩塌的鏈條。今天，我們正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每個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每個遵紀守法的公民都能得到“善報”，信仰法治才有根本的保障。
（來源：《北京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