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說，遏制警察“家丁化”也應雙管齊下。一方面，要讓地方主要黨政領導的“絕對權力”變成“相對權力”和受制的權力。讓他們對地方的人事權，不能隨心所欲地“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一些警察主動媚上，是因為靠上了“大樹”就好乘涼。沒有升遷或自保等利益誘惑，又哪會有造假案作假證這樣的獻媚——作為警察，心裡都清楚這些勾當的嚴重違法性。
另一方面，還在於司法對警察作假的究責機制太過寬容。不久前轟動全國的“念斌案”，辯方律師直指該案為當地警方炮製的“假案”，且列舉了警方涉嫌造假的諸多證據材料，但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看到有關檢方對涉嫌嚴重犯罪的警察展開調查。個中原因，當然不是警方的行為還未達到立案標準，而在於對警方涉嫌違法的調查本就存在“啟動難”，更別說後面的“立案難”、“調查難”和“執行難”了。
一些警察“家丁化”源於地方治權絕對化。絕對權力之惡，只有分解該權力並將之關進籠子裡方可化解。在這樣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之中，司法改革是最重要的一環。先讓檢察監督和審判獨立真正強硬起來，才能遏制一些地方官員對警方和司法的干擾。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