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3日電／“艾滋拆遷隊”還在公共空間迂回未去，河南又向公眾輿論奉獻一出“大媽拆遷隊”的創舉。
近日，一則關於“大媽拆遷隊”的視頻被上傳於網絡，引發網友關注及跟帖。2014年11月30日凌晨，在尚未達成房屋拆遷補償協議的情況下，屋中住戶被強行帶離，房屋遭遇強拆，財物被掩埋毀壞。之後，房屋主人在廢墟上搭建簡易房，暫時居住。2015年1月7日凌晨，“大媽拆遷隊”突至，騷擾住戶，強力破壞門窗，之後，鈎機將簡易房拆毀。寒夜裡六旬房主在廢墟中蜷縮並無奈報警。
“‘大媽拆遷隊’，有近20人，都是中年婦女，她們被別有用心的人組織起來，一人200元錢，參與拆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稱，“大媽拆遷隊”已經多次參與當地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另一位張姓知情人士一語道破玄機：這些大媽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拆遷中行為過激，打、罵，鬧事撒潑，即使民警去了，又能怎樣？
對於“大媽拆遷隊”，當地警方已經介入，並立案調查，但拒絕向媒體披露詳情，當地宣傳部門的回應中，則同樣充斥著許多游移與躲閃。不論是去年冬日裡的強拆，還是新年裡“大媽拆遷隊”對六旬房主所搭建簡易房的拆毀，都不難從法律層面判定是非，也都不難看到一個依法治國時代的公民權利現狀。但除了這樣的沉痛與無力，我們又能多說什麼呢？
關於拆遷，關於公民的房屋，關於權利，關於權力，關於法律，我們都已說得太多。每一個新聞的現場都是這個時代的背書，而這樣的背書中也從來不缺乏血淚，更不缺乏權錢勢力的暗笑。儘管不忍直視，而我們畢竟已司空見慣。但不論是“艾滋拆遷”還是“大媽拆遷”，它之所以仍然提起我們關注的“興趣”，實在是因為這樣的“創意拆遷”行動中，飽含著一個社會向著最壞的境況迅速墜落的趨勢，或者竟是一個社會已然處於最壞境況的事實。
不論是“艾滋拆遷”中的艾滋病人，還是“大媽拆遷”中的大媽們，事實上也都是一個社會的弱者。但是當他們僅僅為了幾張薄薄的鈔票，即群起向同樣處於社會最不利地位的那位年已六旬的老人發起“攻擊”之時，它所展示的正是我所說的一個社會最壞的境況。或許我們暫時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創意拆遷”中有權力介入的身影，但是僅僅以微薄的報酬，便能發動起這樣一場“群眾鬥群眾”，亦可謂驅使弱者向更弱者抽刀的行動，足以表明那些維持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與倫理的力量已經多麼不堪一擊，我們所期待的公平正義又是多麼稀缺與無力。
最大的痛苦是沒地方說理，令好人寒心的社會就是最壞的社會。社會學者孫立平先生說過，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道德的基礎，道德的底線就會喪失；沒有公平正義，不滿和衝突就接踵而來；沒有公平正義，每個人都覺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的穩定。不論是“艾滋拆遷”還是“大媽拆遷”，看似地方金錢勢力在主導整個過程，其實質仍需要歸咎於地方的法治生態。這也是我們必須對當地相關部門在“大媽拆遷隊”中所表現態度保持警惕的真正原因。
在同樣一種法治生態之下，那位在寒夜裡蜷縮於廢墟中的六旬老人，到底與那些成為拆遷幫凶的大媽們，會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而我們的社會，真的會變好嗎？？
（來源：《晶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