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是一個孤立事件是顯而易見的。有少數網上大V借此事挑動民粹主義情緒，把它描述成“官民對立”的一個縮影，這樣做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基層政府大多比較“怕事”，遇事往往希望能早些平息，力爭“大事化小”，為此有時寧願用“模糊性”代替“原則”。這與互聯網上的較真往往不匹配。比如慶安警方既展示了民警當時開槍的“正當性”，當地官方又向死者家屬提供了“救助金”，還對死者孩子和母親都做了死者生前所期望的救助安排，這很像是當地不想把事情“鬧大”、能平息就早些平息它的“實用主義”。
然而現實是，遠處的“互聯網社會”一旦介入進來，會比涉事親屬的要求更加複雜。這要求基層每發生一件事，既要就地處理好，做到各方都接受，其公平公正的標準也要經得起全社會“審查”。從積極角度看，這是基層貫徹依法治國的壓力和動力來源之一。
這件事在慶安小範圍內或許比較“敏感”，但只要實事求是依法處理，其在全社會範圍內就是一起民警用槍是否得當的普通爭議。一些大V的裝腔作勢和借題發揮很容易被破解，當事情的細節被原原本本公布並據此做出正式裁決後，那些泡沫將很快消散。
基層的“怕事”經常使一些本來清楚的事情變得多一層神秘和敏感，解決這個問題對改善官方形象具有全局性意義。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