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本案不涉及賭博罪，但不妨先談談賭博犯罪，其也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形態。在主觀方面是否具有“以營利為目的”，決定了行為人是否構成賭博罪，也是區別賭博罪與非罪的關鍵所在。行為人進行帶有少量財物輸贏的娛樂活動，雖然主觀上也具備為了贏取少量財物的獲利條件，但輸贏對其意義不大，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消遣娛樂。因此，不屬於“以營利為目的”。
為此，我國刑法第303條規定，構成賭博罪的前提，不但必須具備直接故意的一般主觀要件，而且必須具備“以營利為目的”的特別主觀要件。這裡的“以營利為目的”，指行為人實施聚眾賭博、開設賭場、以賭博為業的行為，是為了獲取數額較大的金錢或者其他財物。換言之，首先要其行為是否構成賭博，然後才能討論其行為是否屬於聚眾。
本案未涉及刑事犯罪，所以，上述的情形便談不上了。然而，對於當地警方給出的行政處罰是否合理呢？
根據《公安部關於辦理賭博違法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通知》第九條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親屬之間進行帶有財物輸贏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予處罰；親屬之外的其他人之間進行帶有少量財物輸贏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予處罰。但是，8位青年學子還是被拘留並遭頂格處罰。如此懲罰，將對學生未來參軍乃至報考公務員的政審，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當然，學生們“炸金花”對同住賓館的旅客帶來的噪音影響，是應該批評教育的。
由此，又引出了一個“懲罰合理性”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懲罰在社會中為何能夠存在、又為何能夠被人容忍乃至接受並長期有效運行的複雜機制。其中既有人權保障的法理元素，也有人道主義的哲學因素，一時難以得出結論。但是，我們就此展開討論國家懲罰權力的謙抑與懲罰技術的變革，還是很有意義的。
總而言之，作為公權力，需要思考懲罰犯罪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在情節輕微也無社會危害性的公民面前，國家機器是否需要如此彰顯其公權力的擴張性？對於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法律能否趨向寬容和輕緩化呢？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