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到貴嶼有五個小時的車程。在路上，亨利給我上了一堂課，內容是中國電子垃圾的回收程序。他拿起我的一部舊手機看了一眼，然後對我說道：“好，先看這部手機。大概1999年出廠，三星的。”他的眼睛亮了起來。“因為我知道它是1999年出廠的，所以就知道它的芯片能賣某個價錢。或許我還能知道它的顯示屏別有價值，或許還能知道它有個內存。我能看到更多你看不到的價值。”
“誰會買它呢？”我問道。
他笑了：“有人會想要回收利用它的芯片！那些生產滾動數字標牌的公司喜歡老芯片，能用很長時間呢。”
換句話說，我這部老三星手機中的芯片可能會被提取加工，然後做成一塊滾動數字標牌，被堪薩斯州的一名餐館業主買走，用來宣傳每天的特價午餐。與運行電子表格、網絡瀏覽器和遊戲相比，這塊芯片無疑是被“降級”了；但對於那些購買者來說，則肯定比挖掘新的黃金、銅和矽來製作新的芯片要好。
抵達貴嶼時已夜幕西沉，我們開過一座低矮的拱形橋，這座橋橫跨一條深色的水道。水道的彼岸是普寧市，這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目前人口總數已經達到150萬，是中國的新興都市之一。我們下橋向右拐了一個大彎，到了一條小巷裡，然後停下車子。我跟著亨利、老葛和老杜下了車，外面夜空明澈，星光點點。有一種淡而濃鬱的氣味，那是種化學品的味道，像是融化的塑料；依稀還帶著點甜味，可能是菊花的香氣。這種氣味進到我的肺裡，一時間呼吸短促起來。路對面有幾個大大的塑料袋，裡面裝滿了長方形的電腦箱子；再遠一些是片開闊地。“幾年以前，”亨利對我低語道：“那邊一畝地的價格是8萬美元。現在嘛，100萬美元了。”
在貴嶼，回收者們非常富有，但卻幾乎沒什麼能花錢的地方，因此他們就拿錢來投資不動產。亨利向我點頭示意一扇高高的大門，這扇門阻斷了一個倉庫的入口，倉庫裡面依稀透出微弱的光芒。“這個家夥的兒子擁有那塊地。”他指著路面的空地說道。
亨利口中的“這個家夥”是個瘦骨嶙峋的老頭兒，大概60來歲的樣子。亨利低聲告訴我，老杜跟這個人有多年的生意關係，他會將電子廢料從佛山運到貴嶼來；然後這些廢料會再從貴嶼回到深圳，被重新加工成為新的電子產品。對於從發達世界國家運到中國的電子廢料來說，這是一條必經之路。有趣的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越來越多的電子廢料也遵循著同樣的軌跡。
我看著那個老人用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向倉庫內部的大門。我們進去以後，他馬上又鎖掉了大門；看來安全是很重要的。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成千上萬個隨意擺放著的箱子，塞滿了這個有冰球場那麼大面積的倉庫。我看到了主板、大型計算機的零件、硬盤驅動器、心電圖掃描儀、鍵盤、筆記本風扇和顯示屏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在這些電子廢料中，幾乎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像是沒用過的樣子：惠普筆記本顯示屏還帶著包裝，上面貼著惠普的紙箱標簽；牆角的鬆下顯示屏紙箱外面還裹著塑料，貼著粉紅色的紙片，寫著“UNSERVICEABLE”（不可使用）和“PANASONIC AVIONICS CORPORATION”（鬆下航空電子公司）。
這些箱子上提到的設備製造商在離此地以南四五個小時車程的深圳、東莞或中山設有工廠；在這些城市中，許多電子設備配件正被生產出來，而剩下來的廢料則將成為貴嶼的“庫存”。
對於那個60來歲的老農來說，芯片的回收再使用是他的發財之道。亨利告訴我說，貴嶼電子廢料的最大客戶是澄海，這是附近的一個的城鎮，因許多玩具生產商在當地集結而被稱作“玩具城”。在那裡，許多玩具都是電子產品，需要在貴嶼被回收再利用的微處理器。想想看這個畫面吧：在某個地方，一對父母正在給孩子一個玩具，這個玩具是用貴嶼某個作坊裡提取的二手電腦芯片做成的。
直到次日午後，我才問起亨利，我是否還有機會出售我的電子垃圾。到那時為止，我還只是一直看著亨利和老杜跟一些富有的商人們碰面，但不覺得遇到了願意買我舊手機的人。他讓我安心，告訴我說當我們順道造訪老葛的家人時會有機會的。
老葛的家在一條陰暗的窄巷裡，四周圍有高高的混凝土牆，還有一道沉重的鋼閘門，需要好幾把鑰匙才能打開。走過這道鋼閘門，我們進入到一個小小的院子裡，裡面對面了各種老舊的台式機、監視器、燒壞的電路板，還有一個魚缸，裡面放滿了各種已被拆卸開來的手機，等待著被分解成各種部件。另一邊是個用來焚燒垃圾的棚屋，這樣的棚屋在貴嶼有好幾百個。我還沒來得及仔細被清楚，就被帶到了房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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