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近日 ，華為發言人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道：“鑒於美國運營商設備市場的環境，華為決定將運營商業務的重點優先放在那些對競爭、創新和投資活動持開放態度的市場上。”
在普拉默發表上述言論以後，華為首席執行官任正非曾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表示，該公司已經對陷入政治爭論的漩渦感到厭倦。
華為被譽為中國最有希望成為全球電信行業的跨國企業，這家企業在20年前還是一個不知名的民營企業，其白手起家的過程，可謂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但是，這家企業在美國市場遭遇了不公待遇，因為美國政府擔心華為設備可能會為中國政府服務，將華為電信設備懷疑為中國的“間諜器材”，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不僅在美國，華為在其他市場也遭遇不公待遇。在澳大利亞，在韓國，甚至在新興市場的印度，不是華為的投資受阻受限，就是中國設備的合同訂單被取消。
是政治因素還是貿易壁壘？兩者均有之。但更重要的是，傳統市場主導的全球系統性秩序（包括政治、經貿、軍事等）感受到了中國新興市場的威脅，因而對中國製造採取各種措施（國內法及國際性機制載體如WTO等）予以阻擊，對中國創造則是充滿恐懼。若傳統的全球性機制沒有利用的剩餘價值，則打造新貿易鐵幕予以隔膜中國，譬如在亞太區域構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美歐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等。
在此情勢下，華為在美難有作為是必然的。就像當年西方的火車，可以作為西太后鋪在紫禁城的玩具，要在中國形成交通線網，發揮生產力，則是絕然不允許的。但歷史的車輪總是將老舊的傳統思維和老大帝國的抱殘守缺給碾得粉碎，希望總是乘著新興開放力量的翅膀，飛向未來，迎來新的世界，給人以新的願景。
華為在美國難以作為，驗證了一個讓美國尷尬的事實。這個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正在失去她的活力與自信，面對一個新興國家的電信企業惶恐不安。當然，這也是美中兩國戰略博弈的現實寫照。美中兩國的關係，美國人陷入了敵友莫辯的複雜情景中，雖然兩國戰略認知從利益攸關上升到新型大國關係，但在政治、經貿和地緣上，中美兩國的互疑並未真正緩釋。這主要體現在美國的對華的猜忌上，以經貿為例，人民幣匯率和貿易壁壘是美國對華從未停止的武器。儘管這中間存在著美國難以解釋的悖論：對中國貿易順差耿耿於懷，又對中國限制出口高技術高價值商品；對人民幣匯率說三道四，又離不開中國的外匯儲備；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都落地建廠，又對中國資本層層設限。
更諷刺的是，當華為中興被美國戴上“中國間諜”的大帽子時，當美國政媒一再鼓吹中國黑客對美國網絡的攻擊時，美國卻曝出了讓世界震驚的“棱鏡門”醜聞。不管是敵人還是歐洲朋友，美國人偷聽偷窺是全方位的。由此也讓人懷想，美國對華為的“陰謀化”，可能基於自身的被暴露的“陰謀”－－－－正如華為全球網絡安全官約翰－薩福克（John Suffolk）所言，可能他們所擔心的中國做的事情，正是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涉嫌在做事情的反射。但是我們一直以來很清楚，我們從未被要求做這樣的事情，並且我們也不會這樣做。
華為在美難有作為但並非無所作為，華為在美市場還有10億美元以上的銷售額。針對美國政府“網開一面”的市場，正是華為展現良好市場競爭和提供優質服務的“試驗田”。中國有句古話，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與此同時，華為也在開辟其他市場，如印度市場對華為的看法正在改變，華為在印度上市的全球“第二薄”手機銷售不錯。另外，歐洲市場也在重新審視華為，英國也開始歡迎華為投資。
為了實現華為的國際化目標，華為也在管理團隊上實現全球化，如首席發言人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約翰－薩福克（John Suffolk）等。
在全球1300多億美元的電信設備市場中，華為銷售額353億美元（2012年），為全球第二。這樣一家頗具雄心的企業，不能因為“中國”身份，而被貼上陰謀化的標簽。全球化，不是這樣的。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本文觀點不代表署名機構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