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自行車賽車選手，最讓你感到屈辱和挫敗的，莫過於在一段上坡路奮力騎行時被對手無情地甩下。盡管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兩腿酸軟，但你還是要咬緊牙關，拼盡全力跟上領先的車手。因為你非常清楚，一旦被甩出第一集團，就會失去繼續拼搏下去的全部動力，贏得比賽的希望也就化為烏有。
對此，我有親身體驗。1985年，我參加了不間斷橫跨美國的自行車大賽，賽程長達4,800千米。比賽進行到阿爾布刻爾克郊外一段漫長的上坡時，我已經趕上了喬納森·博耶爾（Jonathan Boyer），這位健碩的公路自行車賽選手當時位居第二，並最終獲得了冠軍，他也是首位參加環法自行車賽的美國人。但這段上坡路實在太漫長了，剛爬到一半，我便感覺疲憊不堪，雙腿也好像快斷掉了。我只得大口喘氣，竭盡全力苦苦支撑。
但一切都是徒勞。快接近山頂時，博耶爾早已消失在瀝青公路盡頭。望塵莫及的我直到大西洋城的比賽終點才再次見到他。那天晚上，美國廣播公司（ABC）體育解說員吉姆·蘭普利（Jim Lampley）問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騎行速度更快？“我想，有個好爹媽或許最管用，”我冷冷地回答。所有人都受遺傳因素限制，很難突破自己的極限——認命吧，不然你還能怎樣？
然而我很清楚，可以做手腳的地方非常多。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期間，美國自行車隊選手告訴我，他們曾在比賽前給自己輸血，有的是輸入他們自己在賽季之初抽出來的血，有的則是輸入其他血型相同人的血。這種做法被稱為“血液回輸”（blood doping），在當時並不算違規。從實際情況來看，血液回輸與在高海拔地區訓練的效果相當：都可以增加選手體內紅血球的數量，提高攜氧能力。不過，當時我已年屆三十，當不了車手，還可以做學術。我參加自行車比賽，主要是想了解自己的體能極限。為了成績而弄虛作假，就與我參賽的本意南轅北轍了。
但是，我們不妨假設：如果當時我只有20歲，全憑賽車這個職業糊口；如果我所在車隊已經把禁藥納入“保健方案”，而且我明白，競爭力不够就只能卷鋪蓋走人；此外，我相信大部分競爭對手都在服用興奮劑，並沒有誰被查出來。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許多自行車手聲稱，上面假設的種種情況，正是他們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面臨的局面。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棒球等其他體育項目中，雖然細節有所差別，但濫用興奮劑的總趨勢卻如出一轍。許多選手認為，別人都在服藥，如果自己還堅持獨善其身，將無法與對手競爭。再看看監管層，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從未制定明確的規則，更談不上在整個賽季中進行廣泛的藥檢，再加上他們長期以來都有意回避興奮劑這個問題，終於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我們都不願意相信，這些體育明星在偷服禁藥。但面對越來越多的證據，我不得不承認：不論是自行車，還是棒球、足球、田徑等體育項目，過去20 年中的絕大部分頂尖選手一直在服用興奮劑。現在我們應該追問興奮劑泛濫的原因，而不是“有沒有服興奮劑”：首先，藥物、藥物混合法以及藥物訓練養生法在不斷進步；其次，在藥檢執法者與偷吃禁藥者的博弈中，執法者老是處於下風；第三，衆多職業體育項目中，服藥者總能獲得勝利，助長了興奮劑的流行。
體育中的博弈論
利用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來揭示體育界愈演愈烈的興奮劑問題，也許可以給我們很多新的啓示。
對局者在預知對手策略的情況下如何應對，以達到最佳結果， 這就是博弈論（Games Theory) 研究的內容。這一理論所針對的“對局”，不僅僅是指撲克游戲或側重於戰術策略的各種體育比賽，還包括需要作出經濟、軍事決策乃至國家外交政策的各種極其嚴肅的活動。所有這些“對局”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局者會依據公開的選項範圍，分析對手的每一“步”行動。
著名的“囚徒困境”就是博弈論的一個經典實例：你和同夥落入法網，被分開關押，無法串供。你們事先約定，大家都打死不招，然而地方檢察官給出了下面幾個選擇：
1. 如果你坦白交待而同夥拒不認罪，那麼你將被釋放，而他將蹲三年監獄；
2. 如果他坦白交待而你拒不認罪，那就輪到你蹲三年大牢，而他獲得自由；
3. 如果兩人都坦白，每人各處兩年有期徒刑；
4. 如果兩人都不認罪，每人各處一年有期徒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