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9日電／韋迪出任中國足球掌門人之初，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但隨著他的一些爭議舉動，他召來了不少罵聲，對此，他頗為坦然。“如果我不觸動任何現有的格局，我獲得的罵聲會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會挨罵。”
據中國周刊報道，事實上，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沒有40年前那個夏天的選擇，這些來源於中國足球的關注、喜悅、批評甚至謾罵，都和韋迪無關。
1970的夏天，16歲的韋迪從牡丹江市一中畢業。屬於他的第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出現了。
韋迪的學生時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他的前一屆和後一屆都上山下鄉了，唯獨他這一屆沒有。當時中國的人口正處於迅速增長期，學生多，老師卻少得可憐。16歲的韋迪與同年級的部分同學都得到了留校的機會。
在那個夏天，韋迪面對著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選擇：做一名數學老師，物理老師，或者一名體育老師。
體育教研組的領導非常看好韋迪。當時黑龍江處於反蘇的前線，學校裡的班級編制按照連排編排，韋迪是一個尖刀排的排長，隊列和刺殺都很出色。
韋迪一時難以選擇。他的物理也不錯，他更希望去教物理。
最終，父親幫他拿了主意——去搞體育。韋父是當時全市有名的數學老師。父親的理由很簡單，“文革”中絕大多數老師都挨了整，但是體育老師卻沒有一個受衝擊。
“老人完全是一個不讓孩子遭罪的簡單想法，讓我教體育，”韋迪感嘆，“如果當初沒有選擇體育，我現在可能就是一個老師。”
韋迪清楚地記得那一段體育教師生活：上課的時候，一個班60個學生，籃球有4個，足球只有2個。“冬天的時候，我經常和學生一起在雪地上踢球，那個雪厚啊，挺有意思。”
這是屬於每一個普通的體育教師的生活，但體育教研組的兩個組長改變了這些。
兩人一個是吉林體操隊轉業下來的專業教練，一個是哈爾濱體院的畢業生。出於對韋迪的喜愛，兩個領導將自己學過的體育專業書籍借給他看，課餘的時候還教韋迪多種運動的基本要領。
“兩個領導讓我打開眼界，在外人看來，我學了很多對於一個體育教師來說看起來沒有什麼用的專業體育知識，但是自己覺得受益很大。”韋迪說。
韋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為一項政策的改變而具有了實現的可能性。1973年，鄧小平提出個別專業可以通過考試錄取，體育、音樂和美術可以通過考試入學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確提出要貫徹‘階級路線’,只能走工農兵推薦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沒有機會的。”韋迪說。
1974年2月，韋迪考入了哈爾濱師範學院體育系。整個牡丹江市一共只考取了兩個。
韋迪坦陳自己的體育成績一般，脫穎而出的原因在於“比其他人更早接觸了專業體育知識”，而這正來自於體育教研組那兩位領導的幫助。在學校，韋迪甚至拿過學校全能體操比賽的亞軍。
1976年，即將畢業的韋迪成為能夠留校的8人中的一員。只不過這一次，一項名為“三來三去”的政策讓他未能如願。
“廠來廠去，村來村去，哪來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這樣，22歲的韋迪再次回到母校。
回校後，韋迪備受重視，學校甚至還專門給他留著當年的辦公桌。
“大學畢業之後，回到中學，感覺和其他老師不一樣了，當然要趕緊展示自己學習的積累了。”韋迪不再是當年那個和學生一起踢足球的體育教師，經過大學學習，他已經擁有了專業的體育理論知識和訓練方法。
一年之後，哈爾濱體育學院要調韋迪回去，牡丹江市一中和市教育局堅決不放。韋迪選擇留在一中，“我只有服從組織決定啊！”
命運沒有讓韋迪等太久。1979年，韋迪再一次踏上了幸運的步點。
1977年11月，教育部、中國科學院聯合發出《關於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中斷的招收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從此開始回覆。1979年，高等學校開始單獨招生。
韋迪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在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習讓韋迪的能力比其他體育教師明顯高出一截，他更加明白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研究生一定得考考。”
後來，在1979年研究生考試的成功者中，有25歲的韋迪。他進入沈陽體育學院，成為體育教學理論與方法專業的一名研究生。
在讀研究生的日子里，讓韋迪難忘的是一個長他14歲的老學兄。韋迪對其充滿感激，“他幫我補完了原來的課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課程相當於沒有學過。”
1983年4月，韋迪拿到教育學碩士學位。再一次順利留校的韋迪沒有想到，他和學校的命運會在一個月之後發生“驚天巨變”。
5月5日上午，沈陽市公安局接到報案，沈陽體育學院保衛處的安偉建、薑洪軍不見了，同時放在保衛處鐵櫃里的槍支也沒有了。同時，另一起投毒案又發生在韋迪領導的身上。
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侯鵬的茶葉盒里出現了白色粉末，後經鑒定，這種白色粉末叫做氰化鈉，是一種烈性毒物。
整個學校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當天，一起轟動國際的劫機案發生了。遼寧省機電設備公司汽車計劃員卓長仁和安偉建、薑洪軍等人劫持了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飛機。他們劫機用的武器正來自於沈陽體育學院保衛處。
後來，國家緊急處置劫機領導小組對“五五劫機案”做出指示：劫機事件的根本教訓，在於我們一些單位、一些部門的領導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聽任庸俗腐朽的“關係學”侵入黨的肌體，使一些組織渙散軟弱，喪失了戰鬥力。
“中央下決心要治理這樣一個特殊的點(沈陽體育學院)”，韋迪對《中國周刊》記者回憶說，“這一特殊的歷史事件打破了原來沈陽體育學院論資排輩的秩序，上級選派了兩個新領導來主持體院的工作，新的領導帶來了全新的用人觀念。”
“五五劫機案”當年，韋迪就被任命為體育系副主任，後又擔任運動系籌備組負責人、運動系主任，成為一名雙肩挑幹部。
“坦白地說，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從政，業務上我是喜歡的，服從組織命令是我們這代人的習慣。”韋迪說。
1985年，韋迪通過考試，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為期一年。韋迪去的是日本築波大學，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學之一，主修體育管理。
“那時候我們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一出機場看到的日本已經很現代化了，高樓比比皆是，汽車像長龍一樣沒完沒了，那時候沈陽還沒有私人汽車的概念呢。我想我們多少年才能開上車呢？我當時樂觀的估計是50年。”韋迪說。
留學期間，日本同學分析問題的視角讓韋迪感觸頗深。至今，他仍清楚地記得，在一次交流中，一個日本同學對他提問：“你們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金牌？”
這在當時的韋迪看來“理所應當”。“搞體育，就是拿金牌啊！但是人家在1986年就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的理念從那時開始慢慢多元化了。”韋迪說。
1986年9月，時間一到，韋迪立即回國，“沒有一點留戀日本的情結”。
1988年，留學歸來兩年之後，韋迪就出任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1990年任代院長兼黨委副書記。1991年，時任體院院長楊俊卿離退，繼任者成為焦點，當國家體委任命37歲的韋迪為沈陽體院新任校長的文件下達時，曾經在全國體育系統內引發不小的轟動。因為韋迪成為了體育系統內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國家體委直屬六大院校最年輕的校長。
對於自己“成長較快”的原因，韋迪總結說：“一個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幹部年輕化，我年紀輕，學歷高，又有留學的經歷，被我趕上了；一個是又遇到了兩位好的領導，老院長楊俊卿一手把我帶了起來，他是一個敢拍板、也善於拍板的領導，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另一位是體育系的總支書記，他是從部隊轉業的領導，為人豪爽，敢想敢幹。”
升任校長不久的韋迪，又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機會——國家要求院校辦特色。
當時，在國家體委直屬的六大院校中，特色最為突出的是武漢體育學院的水上項目，武漢體院是第一個拿到奧運會銀牌的院校。
韋迪為沈陽體育學院選擇的是冰雪項目。“我們地處東北，有自然條件，要為國家的競技體育作出貢獻。”
為了提高訓練水平，韋迪提議修建自由式滑雪設施，因為國家資金不足，他就發起了一個學校內部捐助，韋迪帶頭捐了三個月的工資。雖然最終自由式滑雪設施建成，但是有人認為韋迪“愛折騰”、“愛出風頭”。
韋迪認為自己不是“愛出風頭”，而是“踏踏實實地想做成一些事情”。
研究生學習讓他擁有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訓練理念，出國留學的經歷又給了他先進的管理方法。第八屆冬運會，沈陽體育學院在總共才有70多個運動員的情況下，取得了金牌總數與八一隊並列第一的成績。
沈陽體育學院萬懷玉教授曾經與韋迪共事過很長一段時間，“韋迪這個人，是學者型的領導，我對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路特別開闊，敢於創新。”
1997年3月，韋迪離開沈陽體育學院，來到北京，出任國家體育總局重競技中心主任。
離開沈陽的時候，韋迪心中充滿抱負，“從一個局部工作到面對全國，這是歷史給我提供的一個可能”。
在率隊備戰2000年悉尼奧運會期間，韋迪“家宴”舉重名將占旭剛的故事流傳頗廣。
當時占旭剛剛從70公斤級升到77公斤級，處於運動生涯的迷茫期，情緒不穩定。下隊的韋迪發現了這一情況，他沒有直接給占旭剛做思想工作，而是將占請到家裡，讓母親下廚為他做了一頓家常菜。韋迪此舉讓占旭剛大為感動，慢慢平複了情緒。
後來，占旭剛在悉尼奧運會上一舉奪魁，成為了迄今為止中國男子舉重史上唯一衛冕成功的奧運冠軍。同時，中國女子舉重隊更是包攬所有金牌，成為舉重界“夢之隊”。
2001年3月，韋迪被調任至國家體育總局水上中心主任。任命下來之後，韋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時間跑去新華書店，買了三本水上項目教練員的崗位培訓教材。“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關注過，我得先入門啊。”韋迪說。
“門外漢”韋迪用了很短時間就看完了這三本書，並且針對書中部分內容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比如，他認為不能簡單地用牛頓三定律來解決水中的問題，水上項目必然牽涉到的是流體，套用牛頓三定律是要得出錯誤結論的。
韋迪將“科學訓練”作為改變水上項目現狀的法寶。“到了水上，我發現大家都很努力，但是方向上有問題。我告訴大家，不是每一槳你越用力越好，因為越用力，水劃破了，船並沒有前進，所以就要找如何面對水。”他說。
中國首位奧運會帆板金牌獲得者殷劍對此深有體會。“每次開會時，他說的都是極專業的問題和焦點，他專業得很哦，但在我們面前，他總是笑嘻嘻的，很和善。”她說。
據北京一位專門跑水上運動的體育記者介紹，體育總局下屬各運動中心裡，很少有一把手的手機能夠打通，但韋迪是個例外，“一次我約好了採訪，臨時有事沒去，第二天打電話再約，他什麼也沒說，爽快地答應了。”
在具體的訓練上，韋迪則“永遠不去干預教練”，“我認為，我的責任是關注趨勢性的問題。在訓練上，我永遠趕不上教練員，但是教練員在組織上永遠會存在不足，我的責任是發現這些不足，來彌補這些不足。”
韋迪也不愛開會。除卻制度上規定的每周一次班子會，韋迪平均一個月開一次會，每次會不超過一個小時，有事說事，沒事散會。
2002年，韋迪就在體育總局內部喊出了“一定要在雅典奧運會上實現金牌0的突破”，這個目標“基本上沒人信”，韋迪也被人笑稱“不知天高地厚”。
韋迪有著自己的見解，“從沈陽體院到重競技中心，我從來都沒有犯過決策上的錯誤，這讓我非常自信。我選擇的不是毫不著邊際的目標，是翹翹腳、努努力就能夠達到的，不是蹦了一米半也達不到的，我的手裡已經有了三到四個衝金點。”
後來，“基本沒人信”的目標成為了現實。2004年雅典奧運會，孟關良和楊文軍為中國水上項目贏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2008年北京奧運會，水上項目更是豪奪3塊金牌。
對於2012的倫敦奧運會，韋迪喊出了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標：奪取6金，金牌獎牌全面超越北京奧運會。
只不過，在接到那個電話之後，他便沒有機會再去證明自己了。
韋迪清楚地記得那天是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那天早上一上班，韋迪就接到了一個電話：國家體育總局劉鵬局長要見他。“我不知道任何信息。”韋迪回憶說。
劉鵬見到韋迪的第一句話是“中國足球面對困難了”。韋迪馬上明白了。
彼時，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楊一民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中國足球因賭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
韋迪早就知道足球不乾淨。早在1986年，沈陽體育學院足球隊就參加了全國乙級聯賽。作為領隊的韋迪發現了足球不簡單：有的球不該輸的，有些球也不該進的。
“我覺得不正常，但是沒有證據，我只能跟教練私底下聊天談談。”韋迪說。
來到體育總局之後，他知道了這潭渾水的力量。“我們內部有一句話，你想折嗎？到足協，到足協肯定官做到頭了，肯定會在罵聲中離開，沒有一個足協官員是好的下場。”
但當劉鵬徵求韋迪意見時，韋迪還是當場答應這潭渾水。他有著自己的理由：“從我的個人意見來說，我確實不願意來，我在水上那邊已經勾畫好了一些大的舉措，打完2012年倫敦奧運會，我在水上可以高興地退休了。但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局面下，我沒有理由對組織說不。”
從局長辦公室出來，韋迪說自己“一天的腦子都是亂的”。一方面是因為留戀水上，一方面在想著關於中國足球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因為組織要求保密，所以韋迪不能把這個消息告訴任何人。
到水上中心的第一天，他買了三本書來了解情況。而對於中國足球，韋迪根本無需去買書。打開電腦，關於中國足球反賭掃黑的報道鋪天蓋地，罵聲一片。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罵聲中離開。”韋迪說。
他沒有過多的時間來想。三天之後，韋迪的東北老鄉、體育總局副局長崔大林正式宣布：韋迪接替南勇，擔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黨委書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