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2日電／10年前，香港著名作曲家高世章從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敢權手中拿到一張1936年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草地上有11個人排成3行，對體育素無了解的高世章，竟一眼“認出”了蹲在足球面前的“亞洲球王”李惠堂，“他不是明星的樣貌，但很有領袖氣質。”與相片中的人對視時，高世章心里湧起一種莫名的驕傲，同時翻湧出來的，還有被他很快確認為開篇的旋律，“感覺他們有話對我說。”
從4月7日至今晚，這段旋律已經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奏響了4次，由香港話劇團聯合香港舞蹈團共同製作的《頂頭錘》完成了其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演出的使命，更揭開了一段中國足球歷史上令人振奮的往事。
讓高世章動容的照片正是首支打入奧運會的中國足球隊合照——1936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德國柏林奧運會，組建一支男子足球隊成為當務之急，而當時的中國內地正受日本侵略者滋擾，政治、經濟也問題不斷，對於體育文化事業的投入十分匱乏，因此，在這支22人組成的中國足球隊里，有14名球員來自香港南華足球隊，隊長正是上世紀30年代與京劇大師梅蘭芳齊名的足壇名宿李惠堂。當時的上海灘，戰火的灰霾蔽日，十里洋場上唯一的亮色一言以蔽之：“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在見到許榮新前，陳敢權對李惠堂僅有所耳聞，但他和一幹南華隊員為了籌集參加柏林奧運會的路費，在亞洲展開巡回表演賽，最終取得27場比賽23勝4平的戰績，顛簸辛勞只為有中國人能站在奧運會賽場上，這個故事，陳敢權還是第一次知道。
許榮新是一位英國人，對香港足球史頗有研究，“當時他要寫一本書，我剛剛來香港話劇團，聽到這個故事就覺得了不起，同時也很慚愧，我竟然是從一個英國人那裡知道我們的歷史，所以，我想讓它變成一場演出，將前輩的故事講給年輕一輩聽。”聽到這段真實歷史後，陳敢權心生好奇，“為什麼在時局動蕩的年代，還會有人堅持踢球？一門心思要參加奧運會？”
於是，照片和劇本在2007年8月與2008年2月分別到了高世章與香港著名作詞人岑偉宗手上，在北京舉辦奧運會的時刻，一部名叫《頂頭錘》的音樂劇也在香港首演，演繹的正是這段中國人與奧運會的過往。陳敢權正是該劇的導演和編劇。“那時的香港，很多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一群在街頭追著球亂踢亂撞的年輕人，最終能代表中國站到世界性的體育盛會上，這顆中國心值得我們記住和思考。”
李惠堂所處的時代，足球承載了單純競技之外的寄托，尤其戰勝外國人，更加振奮國人士氣。在受邀參加柏林奧運會前，遠東運動會上屢創佳績，讓中國足球和李惠堂都成為綠茵場上不敢被怠慢的對象，雖然參賽國家不多，但自1913年至1934年的遠東運動會，中國足球隊除第一屆獲得亞軍，其餘均為冠軍，這樣的戰績也讓當時的日本報紙，在日本隊主場以1∶5告負後，給出標題：“中國足球鐵軍，堂堂十年連勝”。
但到了1936年，奧運會的舞台，中國隊還是首次征戰。可組建了“全國精華薈萃的勁旅”後，國民政府卻無法支付奧運代表團赴柏林參賽的經費，經過四處“化緣”，仍有幾萬法幣（記者注：當時的貨幣名稱）的缺口。1936年5～6月，中國足球隊無奈展開了募集旅費的亞洲巡回賽，從上海出發，轉戰新加坡、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及緬甸，短短兩個月進行了27場比賽。
這一段，被高世章和岑偉宗濃縮在一首13分鐘的歌舞里。舞台上，主角鄭開滿屢屢破門用的正是當年隊員譚江柏的特技“頂頭錘”，這位因頭球出色而被稱為“銅頭”的昔日國腳，後來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歌星譚咏麟的父親”。
由於中國隊在亞洲聲名遠揚，此行也受到當地華僑的歡迎，旅費終於在奧運會開幕前順利集齊。但為了節約經費，這兩個月，球員都選擇了最低等的艙位和最便宜的旅館，在舞台呈現時，還突出了當地華人的接濟。在中國足球隊的努力下，1936年6月26日，中國代表團才順利登上一艘開往意大利的郵輪，而中國足球隊則在印度才登船與代表團會合，一起前往德國。漂了28天，又經火車顛簸，7月23日，中國代表團才抵達柏林。
8月6日，中國隊首秀對戰英國隊。作為當時足球最強盛的國家，“英國隊”在舟車勞頓的中國隊面前幾乎等同於“下下簽”，而且，當時奧運會的賽制，開始就是淘汰賽，因此，名聲在外的李惠堂被對方嚴密防守，未能有所建樹，半場互交白卷後，最終中國足球還是以0∶2結束了在奧運賽場的初次亮相。
“雖敗猶榮。”陳敢權的評價在當年已被印證，奧運會結束後，中國足球隊的水平得到不少歐洲國家的肯定，邀請中國隊參賽的電報也接踵而至，李惠堂個人也受到一些歐洲俱樂部垂青，但他以“還要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為由婉拒。雖未直接表達這段故事，但在陳敢權的舞台設計中，李惠堂的愛國情懷變成了一個催人奮發的夢境，“我夢到我們終於拿到了奧運會的冠軍，但升起的卻是日本國旗，我們在場中央大聲投訴，沒有人聽到我們。”當舞台上的李惠堂說完這段話後，此前抱怨待遇的隊員便再無異議。
除了家國情懷，岑偉宗還希望這粒小小的足球能讓更多人忠於所愛，“現在的球鞋、裝備都比原來要好，可為什麼以前能踢得令人振奮，現在反而不容易了呢？”當時的時代跌宕，像一副染墨的背景，襯得一群體育人的執念閃閃發光，而在新的時代里，“足球就變成了觀眾心里各自愛的東西。”
在接到高世章定下的旋律後，岑偉宗僅用了在餐廳的20分鐘便填完了序曲，“一生經歷似一個波（記者注：足球），如綠草給歲月磨，一生中競賽少與多，珍惜的痛惜與奈何，深刻不及那一次多，橫渡世界去望過，當中開拓一個，未敢相信的我。”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