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額獎金、高校入學便利和誘人的退役出路安置之後，醫療保障優待也成了政府對優秀運動員的獎勵手段。這再次體現了中國競技體育錦標主義至上的風氣，和相關政府部門工作方針的“拜金（牌）”傾向。
但一位體育主管部門的領導，向記者說了實情：中國中低層運動員的群體龐大，即使是像上海這樣的經濟發達城市，也很難將醫保優待政策面向所有的退役運動員。至於政府獎金、高校入學和工作安置等問題，同樣因為中低層運動員的數量太多而很難擴大相關政策的覆蓋面。
一面是廣大中低層運動員迫切需要得到在工作、待遇、醫保等方面的扶持和救助，另一面則是政府希望卸包袱，無力顧及龐大的困難群體。這對矛盾如何化解？金汕表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縮減中國的專業運動隊規模，讓體育走進學校，走向社會。“我們現在是幾乎所有的奧運項目都要上，而無視這個項目是否有社會基礎，由此造成了專業運動隊總體規模龐大。而我們的專業運動員培養模式又是急功近利的，一些運動項目讓小孩從幾歲就開始接受專業訓練，運動員早早地脫離學校，退役後自然缺乏謀生手段，因而在社會上很難立足。西方國家的體育發展模式是值得中國借鑒的，那就是讓體育走進學校，實現體育的社會化和職業化。如果政府不需要管那麼多，哪裡還有中低層運動員群體的包袱呢？”（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