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原國家教委和原國家體委在高校試辦高水平運動隊，這是“體教結合”邁出的第一步。按照兩部委的規劃，“體教結合”就是要建立一個除體育系統培養運動員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統為主體的體育人才培養體系。“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家的政策比較嚴，只能先開始試點，招生時降分不多，還有的是完全接近正常招生的分數，所以這批人運動成績不是非常突出。”陳偉強回憶，隨著這些年對運動員成績的要求提高，預科、保送、降分等招收高水平運動員的方式一直在變，錄取分為二本綫的65%成為現在的標准。
盡管如此，在推行舉國體制、奧運戰略的中國體育界，從高校練出來的運動員仍然是一支新鮮而活躍的力量，“內教好則用內教，如果內教水平還不夠高，則請外教。”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杜兆才曾對記者表示，“引進來，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語水平和理解能力超過普通運動員的“學生軍”迎來了迅速成長的契機，“對運動項目的理解和與國際運動員的交流”是王嘉陵對王宇最為看重的特質，“去美國和外教的交流無障礙，更容易把握動作要點，這就是學生運動員的一個優勢。”
但也有業內人士表示，“體教結合的培養已經嘗試了很多年，但水平突出的運動員也只有少數幾個人，尤其田徑項目，能在亞洲站穩腳跟已是相當不易，因此短時間內依靠高校產生人才恐怕還不現實，還需要時間。”在該業內人士看來，會外語、智商高不一定能成為優秀運動員，“又得學習又得有足夠的訓練保障，很難”。
對很多在高校的運動員來說，天賦不是問題，訓練資源的保障才是“吃緊”的關鍵。“我的對手是很多西亞國家的運動員，尤其很多都是從非洲歸化來的選手，差距就更大了。”在趙婧看來，即便沒有歸化運動員，400米以上女子中長跑項目現在的實力也和世界水平“差距較大”。但她依然堅持在運動場上突破自我，現在她已經漸漸習慣“下午上完課3:20分就去訓練場，有時候訓練完了就餓著肚子去上課”的生活，讓她感覺“不太適應”的，就是在學校裡很難得到相應的運動保障。
“未來的趨勢是高校化，但正兒八經在學校里面練挺難的。”現在已經進入上海隊的趙婧回憶，當年在學校奮鬥時和在體工隊待遇完全不同，“在食堂打十幾塊錢的飯，營養就那樣，但在體工隊就有不錯的飲食保障。另外，有了傷病，進校醫院就說你不能跑了，給你開請假條吧，但在體工隊的隊醫眼中，這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會很專業地幫你放鬆，這樣你才能更順利地開展訓練，高校很難有那麼強大的專業團隊支持。”而從複旦到莘莊基地治療的經歷，讓趙婧回想起來還有些“痛苦”，“倒三次地鐵還要坐公交，再走路，單程兩小時，往返4小時，消耗了很多時間和精力。”
優秀教練的缺乏則更為關鍵，“青少年中有田徑天賦的，大部分都在高中和大學，但體教分離的現狀，讓清華北大的模式很難複制。”在陳偉強看來，“體育系統有教練和培養資源，但拿到的卻是二流人才，一流人才全在校園沒有交流培養，很多人才自然就流失了，很好的玉沒有人雕琢。”這種“精英教育無體育，精英體育無教育”的狀況，很難因為幾名高水平“學生軍”的出現而得到改變。
趙婧也發現，2009年本科階段，還有5個女生、4個男生一起訓練，但堅持到研究生階段的寥寥無幾，複旦大學的田徑高水平運動員也漸漸陷入“斷檔”，“研究生讀完了去專業隊的人更少，讀大學就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我現在在上海隊，即便不能去大學當老師，也有保障和分配。而那些更多的、沒有保障的運動員，就到了趕緊就業的時候了。”（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