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同盟無法保護台灣的海洋利益，因為這與美國利用中國的海島主權糾紛遏制中國的策略相衝突。對於美國來說，遏制中國可能比保護台灣利益更加重要。日本則是台灣海洋利益的對立方。因此，兩岸在海洋利益上的重叠，構成了兩岸維護“一中”的重要利益基礎。
第二是大陸的經濟發展對兩岸政治對話的積極作用。兩岸政治關係的根本解決，說到底還是取決於台灣在實力政治上是選擇與美國結盟還是選擇與大陸合作。這一選擇的決定因素是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目前，台灣採取的是“親美、友日、和中”的政策，明確選擇與美國結盟，只是不視大陸為敵而已。未來當大陸的GDP總量接近甚至超過美國時，有可能對台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產生較大影響。
第三是制度建設和理論建設的作用。應當看到的是，實力政治的影響不僅取決於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還包括軟實力的作用，特別是理論建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學理論述相對滯後，缺乏與其實力相稱的國際話語權。台灣在經濟上依賴大陸，但在社會制度上卻對大陸不以為然。這固然有大陸社會制度自身需要進一步發展完善的問題，但也與大陸理論論述受制於左右兩類教條，缺乏創造力和說服力有關。台灣社會不加思辨地接受西方（主要是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話語體系，對大陸政經制度多少存有一些偏見和誤解，也是重要原因。
作為一個有別於美國的東方大國，中國有必要立足於自身實踐，吸納東西方理論文明的最新成果，超越左右東西，創造性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理論、經濟發展理論和國際安全理論，提升國際話語權和說服力。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問題研究界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政治經濟發展實踐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論解釋。相信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必定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包括“一國兩制”的憲政領域，發展出更多的創造性理論和實踐。
三、如果兩岸以互利合作為目標，也有可能通過政治談判取得中期階段性成果
解決兩岸政治分歧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兩岸對立方式（或謂兩岸分離方式），即兩岸各本自身立場和主觀意志毫不妥協，充分利用內外資源尋求實現自身意志；第二種是走兩岸合作之路，從兩岸共同利益處著眼，適當照顧對方關切，尋求互利共贏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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