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適用的邏輯，對中國也可以適用。事實上，即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對各國人民革命的支援，多數也僅止於虛張聲勢的聲援而已。就算偶爾發生實際騷擾，本來就沒有正當性，更沒有理性，所以後人沒有必要為紅衛兵的零星瘋狂舉止賦予正當性，當時的國家不應有這樣的自由，21世紀的國家更不應該有。
俟中國崛起，中國的任何政策影響都會到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與心理狀態，中國已然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進而宣稱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其宗旨恰恰是治理好中國自己的問題，以免造成世界其他國家的負擔。中國實力的大幅提升，斷斷沒有轉變成是要表現成進出鄰國的自由權。
試想，假如中國的憲法採行和平憲法，解放軍改制為自衛隊，其實對於中國毫無差別。近代以來，中國戰爭的對象不是入侵的帝國主義者，就是鄰國，這些在中國歷史的理解中，都是自衛反擊戰。即使是核子武器，中國始終信守不首先使用也不對無核武國家使用的防衛原則。換言之，實質上，中國的軍人自始是在執行自衛隊的任務。
如果中國進一步採行和平憲法，除了不會影響必要時行使自衛戰爭，更重要的是，和平憲法將中國軍隊進出鄰國的道德正當性自行排除。任何國家要侵略其他國家時，都必須在道德上對自己的國民有所交代，一旦憲法排除了軍隊擴張侵略的正當性，侵略戰爭在國內就沒有正當性，鄰國自然更加感到放心。
一旦中國的示範引發東亞各國連鎖反應的話，東亞就成為和平區，南北朝鮮的問題就得以開去軍事化的步驟，美國駐軍就失去絕對正當性。這時，日本右翼反而成為最不正常國家的號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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