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9日電／曾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是知名中國通，現在有著哈佛大學中國研究T. M. Chang講席教授、商學院史賓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學教授等身份，並受聘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投資教育基金理事。身為歷史學家的他，習慣了從歷史的視角看中國。柯偉林近日在北京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表示，中國出色、積極地利用了和平環境，中國很強大，但尚未達到應有的自信。
今天的東亞像一戰以前的歐洲，這完全是胡說
環球時報：您怎麼看“中國夢”？
柯偉林：事實上，從孫中山開始，中國領導人就一直在談論民族復興。上世紀40年代，中國擺脫了不平等條約，結束了一個世紀的屈辱史，並在二戰勝利後成為一個強大國家。過去二三十年只是中國崛起的最新章節，中國恢復往昔的顯赫與權威不可避免。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中國崛起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柯偉林：我覺得是政治改革問題。這項挑戰並不容易。我不推薦任何國家去模仿美國的政治制度，就像我從不建議任何大學去複制哈佛，因為這項工程過於複雜。在20世紀初，中國丟掉很多歷史制度：帝王制度、科舉制度以及粘合國家與社會的鄉紳制度。此後，中國從國際社會的菜單上攫取了各種各樣的選項：憲政共和國、袁世凱的“中華帝國”、軍閥割據時期無法無天的軍國主義、上世紀30年代短暫的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50年代的斯大林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60年代的毛澤東主義。
中國自身的政治傳統值得審視。今天，就像一個多世紀以前那樣，中國需要公開討論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讓中國人的才華和經驗得到發揮。中國需要通過一些方式實現政治放鬆，實現康梁在1898年提出的廣開“言路”，以及對這個國家的重大議題進行實實在在的討論。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正面臨制度化的巨大挑戰。拿反腐來說，每個國家都有腐敗，但長久整治腐敗唯有依靠開放制度，首先你得有誠實的警察，誠實的法官，開放的媒體。與危機年代相比，和平繁榮時期當然更適合改革。清末的改革遭遇巨大危機，包括軍事潰敗，民眾對統治精英徹底喪失信心。今天的中國並不是這樣。
環球時報：今天“中國夢”的歷史語境顯然與一個世紀前大相徑庭。您怎麼看待今天中國的地緣環境？
柯偉林：從越戰結束到今天，東亞地區擁有自鴉片戰爭以來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從戰略角度看，這是中國面臨的極好時刻。今天的中國沒有敵人，沒有任何國家威脅中國的邊境安全：俄羅斯不是，日本不是，越南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國沒有外部威脅。過去三十年裡，這種和平與安定始終是中國繁榮的基石。任何威脅到和平的東西都會威脅中國繁榮。中國出色、積極地利用了這一和平環境。這對中國而言是重大利好消息。
有人說今天的東亞就像一戰以前的歐洲。這完全是胡說。一場世界大戰的發生不是無緣無故的，它有軍事部署在先。一戰前的歐洲人擁有戰爭計劃，並且那些計劃一旦實施就無法逆轉。如果你回顧歷史，會發現它跟今天東亞的情況差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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