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問題並非標簽
因此，日本的強勢姿態轉變仍然將是有限度的，而且無論如何都將先於首相安倍所謂的“讓日本回歸”。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轉變既沒有要求修正主義的國家身份政治，也沒有從這樣的政治中獲益。這種轉變在中國和朝鮮的抗議下變本加厲，也因為美國的唆使而有恃無恐。正如上面提到的，甚至連安倍首相也發現給自己對於防務的強調貼上“積極和平主義”的標簽是有好處的。
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標簽。日本可以把這種安全姿態說成是“積極和平主義”，但是其效力將取決於東京的戰略是積極地奉行現實主義和強調實效，還是積極地奉行修正主義和強調意識形態。建立和維持一支合法的軍隊——這是一項大致成功了的長期工程——足夠困難。而一種回顧歷史(即便不是重蹈覆轍)的策略對此並無裨益。
或將帶來地區動蕩
在某種意義上，“回歸”的那個日本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日本，當時日本利用自己對美國政治形態的精辟理解，堅持了在貿易自由化問題上的立場，與此同時獲得了華盛頓對於聯盟可靠性和持久性的重新保證。事實上，為了應對許多日本戰略家和社論作者對於美國承諾和能力的公開和持續的質疑，日本從華盛頓獲得了針對中國和朝鮮的新的戰術優勢。除了總統出面澄清美方的條約義務以及達成了一項重新定義和強化美日防務指針的協議以外，華盛頓還在日本部署了先進偵察機“全球鷹”無人機、F-22戰鬥機和V-22“魚鷹”飛機，並加強了聯合反導彈能力。
但是我們不得不離開戰術層面，轉而詢問更為宏觀的東亞戰略環境問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未來顯然首先取決於美國和中國在該地區的相對實力和姿態。
讓現實主義的日本“回歸”，可能意味著地區將歡迎作為一個自信而繁榮的領導者的東京。否則的話，如果“回歸”帶來的是民族主義的身份轉變，那麼它可能意味著更為嚴重的地區動蕩和猜疑。
（作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理查德•塞繆爾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