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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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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各界人士 |
由於台灣對“一帶”沿線國家的投資明顯偏低，甚至可說微乎其微。在觀察過去5個年份中，僅有2012、2013年佔台灣對外投資比重的0.02%、0.03%，其餘年份若非比重過低而無資料，即為比重不足0.01%；此外，進、出口金額與比重方面，也是微不足道。顯示，台灣長期以來對“一帶”沿線國家之投資程度偏低。相較而言，台灣對“一路”沿線國家(共計36國)之進、出口金額與比重，均明顯的高於“一帶”沿線國家，同一期間進、出口金額最高達798.61 億美元；其中，進口所占比重在23~30%之間，出口所占比重在17~25%之間。至於“一帶一路”計劃對台灣的可能影響，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政府急欲降低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推出新南向政策；不過，若從新南向計劃所規劃的方向來看，目前政府並未將南太平洋六個邦交的島國納入政策之中。雖台灣與南太平洋六個邦交的島國之間的投資、貿易金額極微，但恐讓中國大陸藉由“一帶一路”計劃的“海上絲路”政策製造挖我邦交國家之機會，值得加以注意。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劃的海上絲路政策，是與各國協調政策的戰略，其本質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因此，中國大陸海上絲路是與澳洲北領地規劃對接，此將影響台灣與澳洲之經貿關係。
至於中國大陸利用“一帶一路”計劃，加強對與台灣外交關係極為密切的拉丁美洲地緣經濟地位的做法，也將影響台灣與這些邦交國家之經貿關係。其所採取的做法，包括：
˙其一，採取路通拉丁美洲。中國大陸收購並投資建設科隆貨櫃港口，是中國大陸企業首次在巴拿馬進行的大型投資。該集團將亞洲嵐橋港、大洋洲達爾文港、美洲巴拿馬科隆貨櫃港口互聯組成“一帶一路”的重要海上合作支點，俾讓“一帶一路”成果惠及更廣闊的區域空間。
˙其二，採取貨通拉丁美洲。中國大陸在美國川普從選前堅決反對NAFTA到選後瞻前顧後的空窗期間，中國大陸江淮汽車和墨西哥的Giant Motors打破該協定二十多年以來所建立的供應鏈結。
˙其三，採取匯通拉丁美洲。5月1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與智利總統巴切萊特出席“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之同時，在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總部召開聯合記者會共同慶祝智利加入亞投行。
“一帶一路”對台商的投資機會與方向
誠如上述，隨著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舞台中主導地位崛起，其“一帶一路”計劃將會採取“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產融通與民心相通”等“五通”連結全球。此項極具有高度的戰略思維，與其說是國家之間傳統經濟合作平台，不如謂為創新產業重整鏈結，甚至更進一步昇華為“物流”的理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鐵路基礎建設，雖僅是透過“聯通”“一帶一路”最終產品，但未來其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與就業機會，尤其提高民眾所得、消滅基層貧窮等貢獻，難以估計。
由於台灣與“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關係，尤其與東協國家之國家經貿互動往來日益升溫，所以對“一路”沿線國家之投資方面，相對“一帶”沿線國家高出許多。在過去5個年份中，對“一路”沿線國家之投資占比最低者為2015年的5.84%，最高者為2012年的29.05%；其進、出口金額與比重均明顯高於“一帶”，其中進口比重在23~30%之間，出口比重在17~25%之間，顯示“一路”沿線國家為台灣更加重要之進、出口貿易夥伴。
依據目前所公布的“一帶一路”計劃，基礎建設投資是其重點投資之產業，包括：能源、鐵公路、油氣管網、鋼鐵、水泥、系統整合、公共工程、農產品、食品相關等項目，如果以台灣本身的製造業基礎來看，的確有很多的機會。亦即台灣可以憑藉本身長期以來所累積的製造業利基，取得相關商機，這些包括：建築五金、化學用品、新能源、醫療生技、基礎建設系統承包、整廠輸出、精緻農業、安心食品等項目。
換句話說，製造業是我們的根本，加上貿易業也是強項，預期能夠配合“一帶一路”計劃創造整體出口商機、增加就業機會。此外，台灣產業也能在貿易、醫療、資訊、環保等領域上，獲致新的一波投資機會。另一方面，與提升基礎建設相關的產業，例如：資訊、通訊產業、電信業等所產生之“外溢效應”可能更為鮮明。
整體來說，台灣企業所存在的優勢或過剩設備、產能和資本，正好可以配合“一帶一路”計劃移轉上述沿線國家，依據中國大陸智庫預估，在投入4-5年後即可獲利。再者，從OECD的分析報告中指出：到2030年時，亞洲中產階級人數預估占全球總數的66%，其消費支出將會達到33兆美元，亞洲消費成長的快速或許可以抵消歐美先進國家消費成長之疲弱。由此顯示，若台灣企業能夠順利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則可以提供廠商在分銷和零售上取得更大外銷出口空間，所以中國大陸其實是我們可以重視的一個極重要的布局與舞台。
“一帶一路”對台商的經營挑戰及風險
儘管，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台灣沒有理由冷眼觀察，或是選擇迴避，而是應該積極投入參與機會。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台灣與“一帶”沿線國家的經貿關係，尤其台灣企業與中亞、西亞之國家經貿互動往來甚微，不僅對這些國家之投資明顯偏低，而且與其之雙邊貿易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再者，在兩岸長期具有“五緣”歷史因素下，台灣企業積極投入參與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是理所當然的機會；不過，台灣在出口貿易結構上，長期以來較擅長於出口中間財、原材料，以及以代工、加工製造的生產模式，相對缺乏出口最終產品品牌優勢，此對未來再拓展新興市場上較為不利。此外，由於台灣中小企業居多，海外行銷資源較為欠缺，其傳統出口行銷策略，恐將難以面對全球多元化、多樣化市場與語言障礙，尤其“一帶一路”係以回教國家為主，卻又與台灣貿易往來較為陌生的地區，加上未來日本、南韓，甚至美國加入“一帶一路”計劃，台灣企業勢必面對更激烈的競爭，其實台灣企業可以連結美、日廠商，在其架構下降低風險，所以如何掌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消費需求及趨勢，是一項難度頗高的挑戰。
此外，隨著“一帶一路”進展，為能降低海陸運輸、物流成本，長期以來台灣企業較擅長於出口中間財、原材料優勢可能遭到替代，甚至需要取得中國大陸認證、標準，如果我們沒有取得中國大陸認證、標準，未來參與機會可能逐漸減少。亦即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建立其產品標準化，在沿線國家逐漸納入中國大陸標準化趨勢下，台灣中間產品及供應鏈結可能遭到替代。
無庸置疑，在此一過程中其實也隱含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例如：能否建立自給自足供應鏈結；被提供基礎建設國家的發展潛力；可能帶來供給過剩而非需求增加等，是必須重視的風險。整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多元多樣，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加上在種族、文化、宗教等方面上所存在的差異，這些現象可以分成：1、東協國家：社會文化風險(每個國家發展程度不同)；2、南亞地區國家：總體經濟風險 (發展階段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等火 藥庫國家)；3、中亞、西亞地區國家：社會文化、總體經濟風險(恐怖主義區域)；4、中、東歐地區國家：一般較為穩定。
未來因應“一帶一路”可行策略
隨著美國退出TPP，“一帶一路”引發各國表態，使得台灣在國際舞台上陷入邊緣化危機，甚至衝擊新南向策略，尤其中國大陸增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口，因運輸、物流成本下降，也將影響台灣出口優勢。無庸置疑，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其實也提供了台灣企業許多機會，東協國家、南亞國家經濟能夠藉此“一帶一路”計劃，促進其經濟大幅成長，其實對台灣新南向政策，將有利中國大陸台商出口至“新南向”國家城市；其次，台商亦可藉此與“一帶一路”產業園區建立供應鏈結之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目前全球尤其是先進國家都在進行重返製造業，台灣反而不再重視製造業，面對全球都在追求再工業化，推動製造業回流，其實台灣的強項是製造業，所以台灣需要再恢復製造業的光榮。在此一再工業化過程中，例如：機器人製造等，這些都是非常具有潛力性項目，而且屬於新經濟行業。至於未來我們應採取的因應策略，大致可以彙整歸納如下：
1、亦即連結日本、美國廠商深耕東協及南亞市場，深化上中下游供應鏈結關係，共同拓展印度市場，在架構下共同投資、共同承擔。
2、透過公、協會為扮演拓展東協、南亞市場的第三力量。
3、以醫療、教育為領頭羊企業，深植台灣在東協的品牌、形象，同時透過“落地策略”，例如借鏡Cool Japan、經貿運籌基地、電商平台布建等，協助廠商進軍新南向。其實，台灣的醫療、教育是領頭羊，如何落地新南向？如何搭建平台？尤其如何提升我們為數130萬家中小企業生產力與競爭力？以及與經貿、物流、倉庫的連結，在策略上需要編列預算協助。
4、配合台灣優勢加“印度製造”，再創高峰。台灣對印度的機會，乃因印度軟體實力很強、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卻又是一個內需導向國家、缺乏製造的大國。過去，台灣企業尤其中小企業前往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投資，配合中國大陸所提供的租稅優惠，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協助了中國大陸提高所得分配，促進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所以未來印度的製造，其實需要藉由台灣的專業力量，雙方存在頗多合作機會。
5、搭上美國新經濟思維建立供應鏈，同時透過人才、資金、創投、技術建立生態鏈，擺脫舊經濟思維。若我們因沒有投資美國矽谷、大數據、人工智慧及物流及IOT，而無法與世界之接軌，我們將會錯失許多機會。其實，2002年所引發的網路泡沫，台灣與中國大陸是一場死亡的交叉，亦即當初網路開發兩邊進程幾乎一樣，後來台灣停滯下來，相對中國大陸則是開始崛起，因此台灣在2002年時錯過手機、通訊等的進階發展，所以這次美國機會不能再錯過。
6、尋找中國大陸影響較小的貿易夥伴為突破，例如：越南、印度。
7、強化台灣經濟經爭條件，才有談判籌碼。
高長：“一帶一路”計劃的國際觀察及對台灣的影響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從過去“迎進來”轉型為“走出去”的戰略，其目標除輸出過剩產能，促進西部地區發展外，透過深化對外開放增加國際經貿影響力與話語權，達到提升國際地位，進而推動經濟成長動能及升級轉型。
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倡議“一帶一路”建設熱絡的反應超乎想像，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來自29個國家領袖、70個國際組織及130個國家代表，共有1,500多個各界人士共襄盛舉，盛況空前。同時，會後中國大陸分別與相關國家簽署76大項、270細項的合作文件。儘管部分與會國家對貿易相關的透明程度存有疑慮，並未參與簽署，但是中國大陸試圖形塑成全球公共財的提供者，藉以引起全球關注和改善中國大陸國際形象，在戰略上已經收到效果。
其中，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分析指出，“一帶一路”戰略促進與周邊國家的融合，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貿易、投資和基礎建設之模式，將提升在亞洲政經影響力道。不過，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發展存在負面觀點，包括：歐洲商界指出，“一帶一路”並非實際的投資計劃，而是有如政治企圖的計劃，其透過國營企業的大型規模投資、貿易的全球布局行動，將引起地緣政治和安全的疑慮；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則是懷疑，“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實現崛起並稱霸的戰略方案。此外，其資金運用如果沒有適當回報，中國大陸金融風險也會增加；以及“一帶一路”能否持續等論述。
因此，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後，日本與印度隨即聯手召開“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國際會議，有互別苗頭的意味。至於其未來在經濟上已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亦有可能參與日本和印度所主導的“自由走廊”計劃，畢竟利之所趨，也許兩邊都會參與。
究竟“一帶一路”是否可以成功，個人認為除經費外，其關鍵則是各國配合程度。二次戰後美國所推動的“馬歇爾計劃”，是美國願意援助各國進行戰後的重建。其中，包括：美國政府提供貸款，將支援二次世界大戰過剩的產能輸出；以及透過美元援助歐洲國家購買美國產品，無形之中促進美元國際化，所以可以成功。相對現行“一帶一路”計劃提供資金、技術等，與馬歇爾計劃一樣的透過政府主導投資協助基礎建設或發展經濟，其目的包括：中國大陸藉由“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以及利用金融體系支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然而，由於中亞或中東地區國家的政治、宗教、意識形態是非常多元複雜，往往因政權更迭而影響對“一帶一路”的配合。尤其對中國大陸主導的“一帶一路”存在許多疑慮，除擔心經濟外，也擔心中國大陸有其他政治的野心。雖習近平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中澄清“一帶一路”強調共享。這些澄清是否能讓這些國家釋懷，仍要觀察。
至於“一帶一路”對台灣的可能影響，大致可以分成四個層面，包括：
其一，“一帶一路”在國際上引起“中國大陸傾斜”現象，似在逐漸擴散，美國改變原先消極抵制態度派遣代表出席高峰會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高峰會議後表示並不排除參加“一帶一路”計劃。因此，其後續發展對全球經濟版圖重構、經濟大國博奕的影響，不容輕忽。
其二，陸委會主委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我國“新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是不同的模式，兩岸在區域發展中存在共同利益與不同優勢，未來並不排除與中國大陸展開相關議題及合作之協商與對話。然而，如果未來兩岸關係沒有朝正面方向發展，兩岸政府難以進行討論“一帶一路”和新南向政策合作。尤其中國大陸挾著巨大資金與政府背後影響力道，以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模式，台灣企業著力機會不多。此外，加上受到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中國大陸對新南向政策不太可能採取合作態度，甚至可能採取阻擾。
其三，穩定取得能源、礦產資源及掌握其安全運輸，是“一帶一路”戰略之中的重點。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對外投資(包括併購投資)，多數係為取得能礦資源。亦即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未來對能礦資源的需求增加，國際貿易話語權或主導權提升，其是否對台灣能礦產品進口造成排擠，值得關注。
其四，輸出中國大陸過剩產能，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之一。其短期目標在於消化國內過剩產能，長遠目標則是在於複製六、七十年代日本所主導的“雁行模式”經驗，建立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的跨境產業鏈結。亦即中國大陸製造能力已經大幅提升，在國際產業鏈結中佔有一席之地，未來透過“一帶一路”所逐漸形成的跨境產業鏈結，其對台灣在國際產業鏈結中的地位造成影響。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