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和燮：非常感謝諸位專家的發言，下面我們進入自由提問和討論環節。
黃載皓：我想向李家成教授提問，2018年東方經濟論壇上，習近平主席說為了朝鮮半島的和平，韓朝美三方要進行合作。當時提出此說法的意義是什麼？
李家成：2018年習主席是基於“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想法，認為朝美韓三方會談是可行的，但現在我們的想法可能發生了變化。由於中國是朝鮮停戰協定的簽字方，也當然成為了終戰宣言發表的參與者。另外，想讓朝鮮參與終戰宣言的發表，打通朝鮮通道的鑰匙還是在中國這一方，所以中國的參與必不可少。朝美、朝韓的接觸目前都處於停擺狀態，中方在期間起到的調節作用可以說是舉足輕重的。對此我建議以北京冬奧為契機，中國來撮合朝鮮駐華大使和韓國派遣來參加北京冬奧會的高官，共同來舉辦一個中朝韓三方會議。
黃載皓：我想再確認，終戰宣言發表應該是三方還是四方參與？
李家成：到目前應該還是四方。
牛林傑：韓國國內的反華情緒是影響韓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如何消除相互的負面情緒，因為我一直也關注這個問題，這和中美戰略競爭關係非常密切，韓國大多數的媒體都是看美國和西方的媒體來做報道，所以想請教李東奎教授講一下，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李東奎：確實韓國常常採用西方媒體的說法。有人說，中美之間在虛擬的戰爭中，中國是不是輸給了美國？韓國的反華情緒是從薩德部署開始，一直延續到疫情時期。尤其因為疫情關係，中韓交流中斷，導致反華的情緒在互聯網空間一直擴散開來。今日在虛擬空間發生的這種較為激烈的、相互的攻擊，我想在疫情結束以後，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當然，虛擬空間這一系列的過激行為必須要有規管，但目前中韓之間認知確實存在差異。中國強調中韓之間文化傳統的類似性，但韓國除了談這一點，還強調經濟上的利益，同時未來發展的觀點不同。因此，須找到兩國的年輕人能夠形成共鳴的地方，擊破認知差異，達成共識。
李東奎：我想請教牛教授，您作為山東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主任，2022年是中韓建交三十週年，亦是中日建交五十週年，中國在中日韓改善關係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牛林傑：中日韓合作，20年來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2019年12月第8次首腦會談達成的協議所發表的10年展望，這給我們描述了一個非常好的前景。實際上2020年韓國是中日韓合作的主席國，應該由韓國主導召開三國的首腦會談，但是因為疫情原因，再加上韓日關係的惡化，首腦會談一直沒有履行。現在經過這兩年疫情的發展，再加上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中日韓三方的合作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剛才王鍵提到，中日韓簽署了RCEP協議，我想這是一個在多邊領域很好的合作。從中方來講，是非常希望推動中日韓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包括FTA在內。但由於我們中日韓三國內部的原因，再加上外部美國的因素，導致進展非常緩慢。
中美競爭很快就會發生變化，例如貿易戰美國已經失敗，CPI指數、物價一直在漲。估計不久美國將解除關稅，科技戰對中國的封鎖屆時亦會有所突破。中美關係會從激烈競爭走向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
王鍵：我想請教宋研究員，比較2022年的中日建交五十週年而言，我們對中韓建交三十週年的到來似乎充滿了樂觀，並不是進入惡化的狀態，而是需做到危機管控。2018年在中國的成都順利舉行了第8次中日韓商務首腦會議，談到了中日韓三國自貿區，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中日韓三國自貿區具體的工作時間表。韓國的學者對中日韓自貿區的期待或研究是何種狀態？中日韓三國自貿區未來還有推進它的價值和意義嗎？
宋和燮：韓國和中國已經加入RCEP，韓國還未加入CPTPP，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加入CPTPP。當中日韓三國關係變好的話，加入FTA是有所必要的。今日的韓日關係有所惡化，因此中日韓三國想在一個框架下講問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沒有辦法達成。
李韓耳：我想請教牛教授，您在發言中提到中國核心利益。我們雙方要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中方所提到的戰略性的均衡問題。如果發生了侵害到中方核心利益的時候，中國的回應方式是什麼？
牛林傑：首先中國方面的核心利益它是隨著中國的發展也在不停變化。過去我們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強調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現在我們也強調發展利益。因此，在中美天津會談上，中方外交部給美國方面提出的三個底綫，其中就包括發展利益，不能遏制中國的發展。如果中國的核心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中國方面採取的一些反制措施要比過去更加多樣化，包括外交、經濟、軍事等方面，關係到中國國力的增加。其次，中國正在逐漸完善法律制度，例如制定了反外國制裁法，我們會依據相關的法律去進行制裁。
郭至君：謝謝各位專家學者在第一部分精彩的發言，作為記者和青年學者，我獲益匪淺。老話常說，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所以青年學者們的觀點也非常重要，感謝黃載皓教授對我、對中評社青年人一直以來的信任和鼓勵，非常榮幸能夠在第二部分擔任主持人，由於時間有限，我想馬上請大家來分享各自的觀點。
束沐：中美多邊主義話語權競爭下的東北亞局勢走向
韓國政府於2021年12月宣佈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CPTPP）》。中國政府則是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請加入的，而就在同一天，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宣佈建立三方戰略安全夥伴聯盟（AUKUS）。這兩個同時發生的重大事件，標誌著中美圍繞“多邊主義”話語權的競爭正開啟新一輪較量，無論對中美關係、亞太局勢，還是對世界政治來說，均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以平等協商、合作共贏為主旨的多邊主義是國際關係與世界政治的正確發展方向。二戰結束後，多邊主義以聯合國為載體，為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冷戰後的霸權主義持續至今，多邊主義始終面臨著威脅和挑戰。尤其是近五年來的兩屆美國政府，給多邊主義帶來了顯著危害。
特朗普政府掀起單邊主義逆流，莽撞衝擊來之不易的戰後國際秩序，粗暴剝奪全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應有權利；拜登政府則歪曲多邊主義概念，以多邊之名行單邊之實，以結盟之名行排他之實，展現出迷惑性、誤導性。
如果多邊主義不能堅持、不能深化，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會面臨倒退的風險，經濟全球化的成果與繁榮就有可能得而復失。中國是當代多邊主義體系的發起者、參與者，也是受益者，負有堅持和發展多邊主義的重大責任，必須挺身而出，堅決捍衛多邊主義。圍繞多邊主義的話語權，中美兩國在過去五年來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競爭：
第一階段是多邊主義的“選擇權”之爭。簡言之，就是多邊主義一度面臨“要還是不要”的重大抉擇。這個階段以特朗普上臺為標誌，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政府“退群潮”進入高峰期，並對少數拉美、歐洲國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擴散效應，但最後以特朗普的狼狽下臺而告終。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反全球化勢力，裹挾保守民粹力量公然對多邊主義說“不”，國際社會一度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從。
習近平主席指出，“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堅定站在了捍衛多邊主義的一方。2016年中國在G20峰會提出完善和改革全球治理的重大議程，2017年中國在金磚（BRICS）峰會提出更廣泛包容的“金磚＋”合作模式，2020年亞太15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中歐全面投資協議》達成，國際社會支持多邊主義的力量紛紛湧現，與特朗普時代的落幕形成對比，而中國在其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第二階段是多邊主義的“定義權”之爭。這是關乎辨識真偽、釐清本質、回歸真相的又一個重要歷史關頭。這個階段始於拜登政府走馬上任，其高舉“多邊主義”旗幟、重申遵守國際規則、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等全球性多邊治理架構等言行，一方面有挽救美國國際形象與公信力的考量，客觀上恢復了特朗普上臺後支離破碎的國際合作機制；但在另一方面，拜登當政下美方奉行的所謂“多邊主義”，更多是冷戰結盟的借殼上市，針對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意圖不言而喻。有觀點認為，從特朗普的“單挑”到拜登的“圍剿”，美方對華戰略實質尚未改變，祇不過多了“多邊主義”看似義正詞嚴的包裝；還有觀點直指，拜登的“多邊主義”其實是“美國優先2.0版”，祇是手段而非目的。
習近平主席強調，“世界需要真正的多邊主義。各國應該按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辦事，不能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不能藉多邊主義之名拼湊小圈子，搞意識形態對抗。”近半年多來，中國積極對外闡述“需要什麼樣的多邊主義、怎樣踐行多邊主義”這一重大問題，並在抗疫防疫、氣候變化、阿富汗局勢等領域在真正的多邊主義基礎上努力尋求解方，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與高度肯定。反觀美國，從G7、北約，到“印太四國”、美日韓同盟，在虛偽的“多邊主義”包裝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周邊製造安全風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不過，從倉皇撤軍阿富汗拖累盟友淪為千夫所指，到暗自勾連英澳軍事結盟激起法國震怒，近來美國“偽多邊主義”的節節敗退，不僅生動詮釋了“失道寡助”的真諦，也深刻反映出國際社會對真正多邊主義的堅持和盼望。
第三階段是多邊主義的“主導權”之爭。顧名思義，“主導”包括引導、塑造，以及改革、完善。這個階段的開始以中國申請加入CPTPP為標誌，但在RCEP達成時就已進入前奏期。眾所周知，作為RCEP的發起者，東盟成立之初曾帶有反共反華的鮮明冷戰色彩，在嚴格意義上並非真正的多邊主義組織。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東南亞國家不僅搭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也依據各國特色找到了自身發展之路。過去十年來，從“東盟＋1（中國）”、“東盟＋3（中日韓）”再到經由亞太15國平等協商、一致同意、陸續生效的RCEP，東盟的角色轉變見證了真正多邊主義的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同樣，CPTPP的前身TPP也曾是一個意在以經濟貿易手段孤立和制衡中國的小圈子，但在美國退出TPP後，原有政治色彩已經逐漸淡化，而現有成員國亟待引入新的“活水”、創造更大的價值，不僅尚未有成員國公開反對中國的加入，新加坡、新西蘭等成員國更是樂見中國申請加入。世界經濟的重心在亞太、引擎在中國，若中國加入CPTPP，亞太乃至世界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多邊主義帶來的實實在在利益。中國以開放態度做大亞太經濟發展的“蛋糕”，美國卻試圖以“印太”孤立中國、以AUKUS為名在亞太發起軍備競賽，誰能主導多邊主義的走向？相信時間會給出最後的答案。
今天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再次進入一個重要轉折點，我們不能回到一個割裂的、敵對的世界。多邊主義與歷史悠久的東亞文明是相容的，中韓兩國應該共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避免東北亞重蹈冷戰覆轍。我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中韓應該在更好推動RCEP生效的基礎上，互相支持對方加入CPTPP，建立更緊密的經貿紐帶。後疫情時代，核心產業鏈向本土轉移是大趨勢。中韓兩國防疫體制不同，但成效都位居世界前列，雙方應充分利用上述優勢，引導各自產業鏈互補發展、共同打造高端產業鏈。
第二，中韓應以《終戰宣言》為契機，率先讓真正的多邊主義在朝鮮半島生根發芽，深化東北亞地區政治互信。近來半島局勢趨於穩定，韓方提出的《終戰宣言》有望成為東北亞和平的新里程碑。70年前的戰爭是歷史的不幸，當時的參與方都應該吸取教訓，深刻認識到祇有多邊主義才能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並在這個基礎上坦誠對話協商，早日達成《終戰宣言》、推動半島無核化。
第三，中韓智庫學者應從東亞文化的共同背景中汲取資源，深入探討多邊主義的內涵。疫情影響下，兩國學界可以舉辦視頻研討會，詮釋各自對多邊主義的理解、各自傳統文化中的多邊主義元素、各自國家外交政策中的多邊主義理念，並從中尋求交集、擴大共識。
金裕超：管控韓民間反華情緒穩中韓關係大局
2022年即將迎來中韓建交三十週年，三十年來兩國關係飛速發展，各領域交流合作成果豐碩，並成功建立起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但相較於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熱”，近幾年來兩國民間情感卻顯得較“冷”，根據2021年下半年的多份民調顯示，韓國國內反華情緒大幅上升，中國甚至已取代日本成為韓國民眾最不喜歡的國家，這一現象值得長期關心、支持中韓關係發展的有識之士高度重視和思考。
四大因素導致韓民間反華情緒升至高點
我認為，在近年來中韓官方交流交往熱絡的大背景下，韓國民間反華聲浪卻越來越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薩德”事件是中韓關係急轉直下的催化劑,令韓國民眾對華產生較大反感。2016年朴槿惠政府宣佈允許美國在韓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引發中方的強烈抗議和祭出多項反制措施，但不少韓國民眾卻認為正是由於中國未能有效約束朝鮮，才致使朝鮮無所顧忌地在半島多次進行核試驗，韓國引進“薩德”是維護自身安全的無奈之舉。雖然文在寅上任後兩國針對“薩德”達成“三不一限”（不考慮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限制使用“薩德”）共識，此後中韓官方關係也逐漸回暖，然而“薩德”事件令韓國民間對華負面觀感明顯加深，其影響至今仍難以消除。
第二，年輕一代韓國人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心存戒備，同時在諸多問題上批評中國的做法。雖然年長的韓國人曾在漫長冷戰時期與中國對峙過，但卻普遍認為韓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被日本吞併的36年給很多年長的韓國人留下深深傷痕。而年輕的一代並沒有被日本統治過、直觀感受不強，反而認為中國的“威權主義”是對自由社會的威脅，並在南海、新疆、香港、台灣、新冠疫情等問題上對中國提出批評，此外中國曾實施一系列限制“韓流”進入市場的舉措，也被韓國年輕人視為“不友善行為”而展開撻伐。
第三，部分政治人物出於短期選舉利益考量，利用批判中國拉抬自身聲勢。由於韓國總統大選即將於2022年3月舉行，部分保守派政客為爭取年輕選票刻意打出“中國牌”，如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尹錫悅曾多次批評中國，稱韓國現任政府在對美及對華政策上模糊不定，令韓國成為美國主導的民主國家聯盟中的“最薄弱環節”，此外還要求韓國的外交安全政策必須以鞏固美韓聯盟為出發點，諸如此類的政治人物言行對年輕族群對華觀感產生了不小影響。
第四，韓國媒體涉華報導帶有不少偏見、歪曲和誤解，對民間反華情緒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指責中國在政治上忽視民主、軍事上霸權主義、經濟上打壓他國、文化上抄襲盜版，尤其在“薩德”問題上頻頻攻擊中國實施的反制措施，並藉機批評中國的對朝政策和半島無核化政策等。由於韓國主流媒體影響力較強，經其塑造的中國負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亦影響了韓國民眾對中國的認知與態度。
從三方面著手改善韓民間對華負面認知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國民之間感情對維繫和推動中韓關係發展非常重要。根據上述對韓國民間反華情緒上升的原因分析，今後可從以下三方面切入逐漸改善這一現象：
第一，官方要積極規劃未來兩國關係發展藍圖，推動雙邊關係實現更大發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當前中韓關係呈良好發展態勢，具備扎實基礎、廣泛利益，且經受住了疫情考驗，2022年還有建交三十週年的重要機遇，兩國應一道努力鞏固政治互信、深化經貿合作、活躍人文交流、密切國際合作，在兩國營造出親近、和諧、友善的中韓關係氛圍，藉助官方溝通的良好順暢來逐步化解民間的誤解與分歧。
第二，兩國國民儘量做到相互尊重及包容，避免掉入以偏概全的情緒陷阱。韓國民眾在批評中國之前，或可多瞭解一些中國的現實處境和難處，如中國面臨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圍堵，必須發展軍事力量保衛自身安全，這並非是針對鄰國而展開的軍事威懾，又如韓國引進“薩德”是為了保護自身免遭朝鮮核武器以及導彈的威脅，但“薩德”引入後改變東北亞戰略平衡、削弱中國核威懾力，進而也衝擊到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樣中國民眾在看待韓國時，也需要考慮韓方的關切、利益和訴求。雙方民眾應相互理解、體諒，不被極端主義、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帶偏，這樣有助於降低民間的反感與敵視情緒。
第三，雙方輿論要傳遞真實信息、發揮正面影響力，反對和抵制人為製造情感障礙，塑造中韓兩國在對方民間的良好形象。兩國輿論尤其是韓國輿論要樹立促進中韓友好的正確導向，做到以客觀、中立立場看待中國，積極關注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外交等各領域取得的顯著成績，同時針對爭議性問題及時發揮解釋、疏導作用，抵制和澄清別有用心者刻意製造的負面輿論，為中韓關係構築友善的社會輿論環境。
民間友好始終是中韓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石和力量源泉，長期以來兩國民間人士為推動雙邊關係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需注意到，近幾年來不少韓國民眾對華認知出現偏差，對中國的負面情緒有所上升，背後所反映出的問題須引起雙方高度重視，並下大力氣解決好。中韓地理相鄰、經濟相融、文化相近、感情相通，具有天然的親近感和感情基礎，期待以兩國建交三十週年和“中韓文化交流年”為契機，傳承民間友好傳統、講好民間友好故事，為推動中韓關係全面健康發展貢獻更多的民間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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