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衹有做好了“破”與“立”的功夫，香港“由治及興”才能真正實現。（中評社林艷 攝） |
中評社╱題：“破”與“立”: 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 作者：王平（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副執行長
【摘要】香港囘歸25周年，在“由亂及治”已經確立的情況下，中央著手對“由治及興”的關鍵領域如政府用人制度、宏觀經濟政策、利益固化藩籬進行“破”與“立”的方向性指導。這也標誌著中央政府對香港從過往側重於宏觀國策的原則宣示，到對關鍵領域進行具體的方向性指導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對香港“由治及興”將產生重大影響。
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參加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慶典及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時，發表了《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定出了方向、強調了原則、給出了指引。對國策的堅定性、定位的重要性、原則的必要性、鬥爭的嚴酷性都給予了闡述，並對“一國”與“兩制”、“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進行了辯證解析。
而歷史地對照新中國對香港政策與策略的發展變化，習主席來港重要講話對香港特區最爲直接的指導意義在於：在香港“由亂及治”已經確立的情況下，指導特區政府如何推動“由治及興”；這也標誌著中央政府對香港從過往側重於宏觀國策的原則宣示，到對關鍵領域進行具體的方向性指導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對香港“由治及興”將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我們仔細咀嚼習主席此次在香港的重要講話，可以發現，在政府用人制度、宏觀經濟政策、利益固化藩籬等三個方面，重點提出了“破”的問題；而“立”的問題，則尊重“高度自治”的原則，由特區政府主導推動。
一、政府用人制度的“破”與“立”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說：“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
特區政府目前沿用的基本是港英時代的用人制度、培訓安排包括一些享用的福利。港英政府時代的用人制度雖然在殖民時代對大量外派來港的殖民官員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面對變化了的世界、變化了的中國、變化了的香港的時候，“破”是題中應有之義；或者說，原有的行政管治系統不能長期泥古不化，更不能抱殘守缺，要與時俱進。
就是説，如果不“破”目前的公務員招聘的制度，很難達到成規模地讓“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的要求；而如果不能夠“破”目前公務員體系的權力架構，不能讓各問責司局長在承擔責任的同時，確實擁有與之相配的關鍵權力如人事權與財政權；就很容易出現“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怠政狀態。
更何況，港英政府是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展開，或者說港英政府是在臨近撤退的時候才迅速加大對本地公務員的培養與任用，不僅不可避免參雜帶有政治目的的安排，匆忙之間也難以將長期聽命於殖民官員的華人公務員迅速培養成為富有決策經驗的管治精英。“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就是説，特區政府應該認真思考用人制度包括招聘、培訓、福利的“破”與“立”，這對真正落實愛國者治港，極為關鍵。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破”與“立”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說：“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
香港自回歸以來基本上繼續秉持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港英政府財政司夏鼎基制定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夏定基也曾經強調“積極不干預”並不是“放任主義”，並曾經表示“即使在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但是回歸二十五年沒有追隨世界發展的潮流，未能積極推動、堅定執著地培育新的經濟支柱，即使提出某些計劃也都以“畫大餅”的方式不了了之，其實與“放任主義”無異，比如數碼港、中藥港。早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已經提出六大優勢產業“文化及創意、教育、私營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工業以及創新科技產業”等，將對香港經濟發展起着關鍵作用，並會推動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但是，十年過去，乏善可陳，基本上屬於口頭表態上的“積極”，務實操作上的“消極”。
多屆特區政府的官員都強調科技製造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但是隨著摩托羅拉2002年關閉在大埔的工廠，香港基本失去了參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會，距離高端製造的距離越來越遠。以目前香港的人均收入和人才儲備，既沒有足量的吃苦耐勞的優秀產業工人回頭重新夯實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又缺乏足夠的技術與人才儲備參與對創新要求日高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能力。回歸以來未能培育新的經濟支柱，與經濟官員長期堅持將“積極不干預”政策奉為圭臬有很大關係，且這個很容易被理解為“放任主義”的政策更為“理所當然地不作為”創造了理論支持。
如果說夏鼎基針對當時的經濟環境提出“積極不干預”在當年是一種有價值的創意，但是在經歷全球化浪潮甚至逆全球化操作的今天，如果不“破”這種“消極”的宏觀經濟政策，香港經濟發展將會繼續蹉跎。
習主席在《講話》中表明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導特區政府需要“破”以往由“積極不干預”政策衍生的“不作爲”；這也就意味著，特區政府必須發揮主動性“有所作爲”，在宏觀經濟指導、產業政策扶持等方面為培植新的經濟支柱或者說經濟增長點而努力。就是説，對香港經濟政策的“破”與“立”，特區政府需要認真思考如何改進。
三、利益固化藩籬的“破”與“立”
習近平在《講話》中說，要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香港雖然多年來被推崇為“高度自由的市場”，但是也正因爲沿襲殖民時代的政策與利益傾斜，多年來已經形成大量行業壟斷、固化利益，包括地產利益集團、醫療利益集團、特殊群體福利等利用港英政府時代的政策傾斜固化的利益格局，也就是“固化利益藩籬”。這不僅造成了市場良性競爭的嚴重缺失，更是大大提高了普通民衆的生活成本，也造成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不公。比如香港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全球第一，但是香港的醫務界一方面高喊人手不足，一方面卻堅決拒絕内地專業人才，甚至對無償援助香港的内地義務人員的專業資格進行刁難。很明顯他們不是從病患者的需求著想，而是爲了維護小圈子利益。又如當全港被疫情籠罩、大量感染者進不去醫院的時候，香港衛生署不是把“治病救人”放在首位，而是非常“盡忠職守”地忙於搜查，意圖銷毀得不到醫院救治的百萬感染者進行自我救助的最後一根稻草“連花清瘟膠囊”。多少港人都在問：危急百萬港人生命的嚴重疫情爲什麽不能喚醒“醫者仁心”的良知？誰應該對這種行爲負責？
有些利益團體爲了自己的“小圈子”利益根本無視公衆利益。例如香港醫務界在引進境外醫生的資格問題上，有關人士刻意強調英文教學對醫生資格的“關鍵”作用，卻忘記回答兩個更爲“關鍵”的問題：第一，醫生治病救人靠的是醫術，還是靠英文？或者說能說英文口語就意味著醫術高深？第二，從需求看，港人患者是以說中文的爲主還是以英文爲主？絕大多數患者是否需要英文講解病情？香港的國際化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將英文作爲專業資格認定的“第一要件”，如果這些人真的是從患者的角度考慮，就不會說出這種無視患者需求的無理辯解。還有，同樣同質的煤氣爐，在内地的售價不到一千元，但是香港相關公司通過排他性的“專業”壟斷如貼標，就可以瞬間將價格提升到約三千元，直接加重大量香港民衆的生活負擔。而在香港，各種通過“合法”的規定排斥競爭、維繫壟斷的行業很多。但是保持一定的專業水平原本就是行業服務的基本資格，把基本資格變成了排他性的行業壟斷，就蠶食了民衆的利益。
很明顯，“利益固化藩籬”導致人才引進的阻礙和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對香港社會已經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高度自保”而長期拖延實現“全民退保”，就無法達致“老有所養”的社會公平，也無法實現習主席說的港人盼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的發展目標。而香港社會如果不能“破”除這種“利益藩籬”，就不能形成向上流動的競爭格局，不僅會失去發展活力，更會造成社會的積怨與焦慮，也就談不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因此，“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是必須的，如何“立”，則是未來特區政府的努力方向。
四、從原則宣示到關鍵領域指導的重大轉變
習主席在《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了三個“破”的方向，要求“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為、不負人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但是如何實現“立”，則留給特區政府設計與落實。這種“破”與“立”的關係是非常精妙的，既彰顯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也尊重了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這種宏觀指導與具體落實的關係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常態。
將上述變化放在新中國對港政策的歷史中看，特別是放在中英就香港囘歸問題開始談判、後過渡期的博弈以及回歸之後“一國兩制”的全面落實與受到的外力干擾的歷史中來看，中央對香港已經明顯從過往側重於宏觀國策的原則宣示，實現了對關鍵領域進行具體的方向性指導的重大轉變。這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轉變，對香港特區的未來發展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也可以說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這意味著，中央政府確實從回歸前後沒有足夠的信心管理好一個在經濟、法律、市場發育等方面遠在内地之上的香港，因此非常希望能夠通過“港人治港”維持長期繁榮穩定，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全面參與世界經濟競爭，已經積纍了足夠豐富的經驗，有足夠的自信與能力為曾經缺乏愛國愛港者參與治理、沒有能力興建新的經濟支柱、社會矛盾日益堆積的香港，在關鍵領域做出具體的方向性指導與規劃。客觀地說，這是在“一國兩制”前二十五年全方位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經驗與教訓而進行的務實發展，既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權力與義務，也是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補充與完善。
五、優秀管治人才需要國家層面的悉心培養
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相信中央總結回歸二十五來的經驗教訓，也應該體認到，指望純粹的在地化培養與西方培訓，是很難迅速培養出大批富有大局觀、能夠自動平衡國家與特區的利益、富有能力、愛國愛港的優秀管治人才的。成批量的優秀管治人才，需要國家層面的悉心培養，逐步磨練出能夠兼顧全局與管治局部的綜合能力。而在這樣的人才批量形成之前，當年英國政府對港英政府的全面而直接的指導，不失爲一個值得參考的經驗，也對應了港英時代培養的公務員長於執行、短於決策的特徵。而總結回歸二十五年的經驗，香港社會確實需要一個對中華文化再認知的過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至少需要一個中西文化的平衡特別是對等。
習主席在港重要講話要求“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這個“破難而進”，既表示了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殷切期望，也展示了中央對“執行政府”非常明確的支持態度。不破則不立，要想真正實現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為全體市民營建更公平的社會，就必須針對港英殖民體制遺留的積弊，做“破”與“立”的工作。而衹有做好了“破”與“立”的功夫，香港的“由治及興”才能真正實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8月號，總第29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