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美國持對抗性對華政策的戰略困境 作者：包承柯（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助理、教授
【摘要】自特朗普進入白宮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陷入了多重自相矛盾的戰略困境中。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戰略困境的政策目標又在拜登總統掌權之後未加調整而全盤繼承，充分顯示出美國的戰略目標出現了混亂，也反映出美國政治精英的戰略思考的立意狹隘，衹在乎美國的霸權利益，衹要求其盟國和二流夥伴綁架在美國的對外戰略目標中即可。要防止中美關係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就必須管控“台灣問題”，不能讓它無序發展。“台灣問題”是美國干涉中國核心利益的重要棋子，也是美國政府的沉重政治負擔，這個棋子使用不好會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
一、前言
拜登總統於今年5月下旬實現了他任職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在俄烏衝突正酣的背景下，美國正在加大力度通過對烏克蘭的支援同俄羅斯進行對抗，又在東京參加印太四國峰會（Quad），并構建針對中國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凸顯美國對外政策采取兩綫對抗戰略。一方面要在歐洲大國爭霸的傳統舞台同俄羅斯爭一高低；另一方面又要在印太地區維持美國的霸權秩序，遏制中國的崛起。在拜登訪問日本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5月26日在喬治敦大學發表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說指出，“儘管普京總統發動的戰爭還在繼續，我們仍將聚焦於對國際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這就是中國的挑戰。”他的說辭充分反映出美國要在兩綫對抗的戰略目標。
自特朗普進入白宮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陷入了多重自相矛盾的戰略困境中。擔心中國迅速崛起會挑戰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在這一因素作用下，美國把歐洲盟友拉過來要共同對抗中國的崛起。在俄烏衝突前，美國竭盡全力挑撥中俄關係，要與俄羅斯聯合在一起對抗中國；在俄烏衝突後，還要中國站在美國一邊譴責俄羅斯，又同時在中國周邊構建反華包圍圈；為了對抗中國，美國無視中美經貿深度相互依賴的狀況，提出要在產業供應鏈和高科技領域與中國公司脫鈎。為在印太地區重塑與中國競爭的外部環境，一方面構建美日澳印四方機制下的排華對抗機制，另一方面建構美英澳（AUKUS）三國軍事安全機制，并排斥美國在亞太地區第一盟友的日本和印度參加，讓日本和印度淪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二流夥伴。
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戰略困境的政策目標又在拜登總統掌權之後未加調整而全盤繼承，充分顯示出美國的戰略目標出現了混亂，也反映出美國政治精英的戰略思考的立意狹隘，衹在乎美國的霸權利益，衹要求其盟國和二流夥伴綁架在美國的對外戰略目標中即可。
二、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帶來的戰略困境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接近美國的經濟總量，美國政治精英的焦慮感也在同比上升，他們擔心美國的霸權會因此旁落。為遏制中國的發展，特朗普政府調整了對華政策，構建起以對抗中國為核心內容的印太戰略。這是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的重大轉變。如果說尼克松總統時期調整對華戰略是為了應對蘇聯的挑戰，那麼這次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是把中國作為主要假想敵，重新構建針對中國的區域戰略環境。但是美國外交戰略的調整并非這麼容易，它涉及到美國的霸權秩序的調整。
美國為了重塑圍繞中國的國際環境，需要找到支撑美國戰略的幫手，但是在印太地區美國的幫手是少之又少，依靠歐洲盟友的幫助是美國不得不做的選擇。但是美國的歐洲夥伴們并不可能完全隨着美國的指揮棒轉，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儘管其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等都與美國非常接近，也享受著美國霸權給歐洲帶來的利益。但是地緣政治的安全因素還是在歐洲而不是在亞洲，俄羅斯是歐洲國家最為擔心的國家。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了有30年，美歐的戰略目標還是在不斷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今年2月下旬爆發的俄烏衝突衹是以上戰略發展遭到俄羅斯的反擊帶來的結果。歐洲無法把中國列為安全戰略中首要或長期的假想敵。
其二，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與中國儘管存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差異，但并沒有妨礙中國和歐洲國家的經貿合作。中國長期以來是這些歐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歐洲國家領導人都非常清楚，巨大的中國消費市場是歐洲產品最好的去處。單是這一因素也足見中歐關係的重要性。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歐洲的經濟已經被俄羅斯能源減少供應搞得通脹四起，如果歐洲國家緊跟美國對華戰略調整，把歐洲巨大消費市場置於敵對假想國來對抗，將會引發歐洲經濟蕭條，損害歐洲自己的利益。
其三、歐洲國家為了迎合美國印太戰略的需要，在人權和“台灣問題”上已經對中國作了很多干涉性的評論。但是歐洲國家已經不是一百多年以前那樣走遍世界無對手的國家。今天的歐洲已經無法同中國進行實質性的對抗。不僅沒有經濟和軍事上的力量，在發生衝突的背景下歐洲國家并不具備向印太地區投送大規模軍事力量的能力。現在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歐洲國家已經是捉襟見肘不得不把有限的力量放在可能的不測事件上，哪裡還有更多的力量來同中國對抗？
在美國一心想推動印太戰略的架構中，同美國已經實現戰略結盟，又同中國在地緣政治上有潛在衝突的國家就是日本。日本是美國推行印太戰略以來最早加入四國機制（Quad）的成員，冷戰時期就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曾經是亞太地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由於中國的崛起，這一地位被中國所取代。被超越的日本現在衹有依靠美國，利用美國政治精英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感，加強同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在美國同中國的對抗過程中尋求日本利益。
但是日本同美國的政治文化或價值思考并不完全相同，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更多是亞洲方式，而非西方文化價值鏈中的一環。此外，美日之間在軍事關係上雖然是同盟關係，但是這一同盟并非是平等的同盟，至少不是美國同英國這樣可以互相平等商談的同盟。美國是二戰的勝利者，是戰後對日本主要的占領國。在1952年美日之間簽訂和約，日本恢復了國家主權，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美日還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從表面上看美日兩國似乎是同盟關係，但其實質衹是開放了日本的軍事基地，讓美軍可以在日本繼續自由駐扎。這一條約顯示美日之間并不是完全平等關係，衹是證明日本在恢復主權之後，美國可以繼續維持霸權地位。美國對日本這樣的合作夥伴是心知肚明。正是因為美日兩國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此這兩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發展軌跡不完全一致。當然，美日兩國的對外戰略中的某些問題上有著相同的認識，其中一點就是他們都希望遏制中國崛起。美國在建設印太霸權秩序過程中，日本并非是美國真正的盟友，這是美國印太戰略中又一個難以擺脫的戰略困境。
2021年9月，美國為了加強印太戰略的安全框架，在印太四方機制（Quad）之外，又同英國和澳大利亞建立Augus機制。這是一個由美英兩國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攻擊潛艇的軍事安全合作機制，是三個英語國家在印太地區構建霸權秩序的安排。有了這個合作機制，這三方可以在核動力潛艇方面進行軍事武器資源共享。為了區別對待，美國國安會印太專員坎貝爾明確指出，Augus三國安全聯盟不會邀請日本參加。據稱在拜登總統訪問日本時，岸田文雄首相還在會談時提出過這個問題，結果遭到拜登總統的拒絕。這一聯盟的出現，再次證明日本衹是美國的二流夥伴。
澳大利亞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盟國，是美國主導印太四國機制（Quad）最初的成員，2021年9月澳大利亞又成為Aukus安全聯盟的成員。澳大利亞雖然是美國的鐵杆盟友，但是它地處南太平洋，與中國的距離相差甚遠，實在有些鞭長莫及。此外澳大利亞人口衹有2500萬人左右，可以動用的人力資源相當有限，難以同中國進行對抗。因此，澳大利亞的存在衹是表明，美國在印太地區挑戰中國時會顯得不那麼孤獨。
印太四國中的印度其實并不是美國的傳統盟友，衹是印度同中國有著邊界分歧，讓美國認知到在對付中國時有一個人口資源大國可以合作。印度地處南亞，是中國的側翼。當美國等其他國家在中國東海、台海或南海等區域挑起事端時，再增加印度在中國的西南側翼進行挑事，會牽制中國在東南沿海力量的分布。但是，中印之間除了邊界問題有分歧之外，在社會的價值理念和政治文化方面雖然不同，但沒有出現價值觀念上的相互排斥現象。印度很難成為美國對抗中國的真正有價值的盟友。
綜上所述，美國在推動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時，能够尋找到的戰略盟友屈指可數，因此很難建立起一個類似於北約組織的機構，很難形成戰綫分明的反華包圍圈。日本儘管不被美國所待見，但是日本出於自身利益需要，會竭力幫助美國建立起印太地區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秩序，以顯示美日同盟的存在感。因此，從本質上看，美國的印太戰略其本質上還衹是中美兩國的對峙和對抗，不管是印太戰略也好，不管是印太四國機制（Quad）也好，或是Aukus三國機制也好，衹是美國把外交戰略重點轉移到印太地區時通過不同的美國霸權形態表現出來而已。美國需要這樣的霸權過程，這有助於消除美國政治精英內心中的焦慮感。但是這一系列新機制的出現并沒有實質性改變印太地區戰略力量的對比。
美國的歐洲盟友由於地緣政治的需要，首要關心的是歐洲安全，美國作為傳統的霸權國家，也不得不分配更多的戰略資源投入到歐洲的安全舞台上，一方面要維護美歐戰略同盟，另一方面要繼續應付類似俄烏衝突帶來的安全問題。美國可以投入到印太地區的戰略資源是有限的，要在力不從心的環境裡構建美國新的戰略架構其困難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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