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全球治理大變局中的金融外交軟實力――審視“金融外交”內涵的現實性與必要性 作者：張屹（北京），法學博士、外交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貨幣金融要素推動區域經濟貿易一體化進程，反之，以區域經貿合作為引擎的國際組織也助推一國貨幣影響力，建構其金融外交軟實力。資產本身的流動屬性可能比主權國家的政治權力這隻有形之手所觸及到的領域更為廣泛深刻。如果說傳統的“贈與型”援助已經與今天的國際格局失調，那麼借貸模式或許更能將今天的金融外交軟實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今天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們并非“零基礎”，而是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積纍。在對權力有效監管的規制的基礎上，也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中國更有底氣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此基礎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開始發起設立，以發展和完善亞洲金融體系，由此，人民幣國際化呈漸進深化和加速發展的態勢。而上述實踐將從“金融外交”的學理詮釋展開。
一、引言
外交學院張歷歷教授在其專著《外交決策》中，對軍事外交、經濟外交、城市外交等外延的界定使得傳統上對外交活動的認知進行了拓展。對“外交”加以前綴，可以是對外交的方式、手段加以界定，也可以是對外交的內容、要素加以界定。①
華東師範大學蔣華傑教授將中國對外援助、特別是對非援助，比喻為“革命外交”，也是立足當代國際格局、著眼中國理念的概念化闡述。②
很多學者認為“子概念+外交”的賦值是一種悖論，因為外交權力在中央。然而很多學者忽略了時代背景的演變，今天講全球治理，治理的主體發生了變革，財政金融政策從中心到外圍參與者的衍生過程淋漓盡致地展現出當代全球治理過程的特點。
金融外交是軟實力博弈的下一個制高點。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典型觀點認為，中國無論是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 ，制度設計和建構都是傳統弱項，傳統中國文化更多依靠非正式的道德規範和規則習俗來維持文明系統的運轉，而非正式的規則和制度化規範。伴隨著當今不斷融入國際社會、學習國際規則，中國開始積纍運作國際制度的基本經驗。為了滿足中國從貿易崛起向金融崛起過渡的國際制度需要，中國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角色，開始從以往的韜光養晦轉變為更加積極進取的發展態勢。
中國不斷向國際金融機構輸送高級職員展現金融外交軟實力。除份額權改革外 ，中國積極推動金融類國際組織人事權改革。繼林毅夫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也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位中國籍副總裁，這是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爭取人事權所獲重大突破。大量中國籍人士任職國際金融機構，特別是高級別官員有助於引入中國價值觀，從而隱性地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話語權和外交軟實力。③
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突破口和抓手亟需轉型升級
貨幣的生產與調控是央行在幹的事情，當然有其它的外圍機構配合，像商行。譬如貨幣的流動與配置，就是我們說的投融資，有形形色色的金融機構在促成和參與。④
完善投資者保護機制是擴大治理主體參與全球治理中穩定金融資產的重要途徑。我國集體訴訟制度不完善，一旦中資企業在對外投資中遭受利益損失，投資者無法有效維權。由政府協調獲得賠償作為傳統外交途徑已經捉襟見肘，在一帶一路與雙循環格局下維護中資企業權益，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資者維權制度，并完善中小企業集體訴訟制度，保障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根據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的統計，相對於海外成熟資本市場，中國投資者以結構性散戶居多，結構性散戶在中國對外投資者中的比例占到95%，交易量則超過總交易量的80%。而美國在上個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就開啓了“去散戶化”進程，壯大了美國以養老基金、證券投資基金為主的一系列投資主體，使得日益成熟的美國金融市場成為了擲地有聲的政治力量，從而也在國際舞台上參與全球治理獲得了重大話語權。
2021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文，決定將境內企業向境外投放資金的宏觀審慎係數從0.3上調到0.5，使得中資企業在境外放款的空間擴大，有利於中資企業跨境投資的資金需求，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流通，同時也推動跨境資金實現雙向流動、均衡流動。
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將造成國際經濟格局落差的情況分為三類，一是欠發達國家的需求不足所致；二是欠發達國家低技術技能所致（因此欠發達國家亟需從發達國家獲取技術援助）；三是資本差異所致。在這裡，如果我們可以把資本理解為金融資本，便可以簡單而深入地把握住一個切入點。⑤
三、後現代社會中全球格局與金融財政政策的加速互動
（一）國家發展創新與國際領導力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主、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談到過，“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工業革命的引擎蒸汽機技術變革在此前幾十年之前就早已成熟，卻一直沒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衹有當足够資金成本投入其中，蒸汽機才有條件成為紡織業、鐵路運輸和航運的動力。正如同金融推動工業革命，今天講創新也面臨同樣問題。創新不僅僅是發明新原理、新理論，更重要的是實現“產學研一體化”：產品、流程、業務模式都需資金成本的支持。傳統可以由政府部門支持的資金項目，今天更多地需要金融部門提供支持，這便是當代創新面臨的主要瓶頸。
北大國發院創造性地調研得出金融抑制指數，該指數反映各國政府干預金融體系的程度。該研究認為，中國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相對較多。比如對利率、匯率、資金配置、跨境資本流動、大型金融機構控股的干預，中國這個指數值很高。2015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對全世界130個國家構建了金融抑制指數，中國排到第14位，意味著即便市場化改革進行了40多年，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依然相對較多。⑥
衹有在創新發展驅動力方面找到了有力的引擎，一國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外交軟實力才能真正體現，才最終掌握了話語權。2020年12月8日，美國風險投資協會（NVCA）寫信給喬·拜登，指出：美國一直是全球創新領域無可置疑的領袖，現代風險投資模式誕生於美國，二戰後成立的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同樣也都在美國產生。但是，在全球新一輪創新競爭中，美國的領導地位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美國公司獲得的風險投資額在全球所占比例已從1990年代的90％下降至2019年的50％。在過去五年中，全球十個最大風險投資案例至少有一半發生在美國以外。全球圍繞爭取下一代技術突破的領導地位日益激烈，美國必須把更大科學發現和有耐心投資資本放入優先考慮事項清單，以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
北卡羅來納大學凱南企業研究所調研報告指出，美國高科技領域就業總量從2007年到2016年纍計增長了約20%。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幾乎在美國各個州的這些高科技領域就業崗位相比其他就業崗位的工資中位數水平明顯更高，崗位數量增速也明顯更快。這說明了現代經濟的一個根本趨勢：技術進步和長期投資正在為美國人提供更多更大的經濟發展機遇。⑦而衆所周知，現代技術創新和資本投入、金融科技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二）全球老齡化社會凸顯金融財政政策緊迫性
三是人口老齡化與消費結構轉變將為保險業布局大健康、大養老和財富管理等產業帶來新機遇。2019年11月發布的《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中的數據顯示，我國2000年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2022年實現向老齡社會的轉變，到205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重將達27.9%。2019年老年人達2.53億，其中慢性病老人近1.5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接近4000萬，完全失能老人1200萬。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將增加保險、養老等需求，未來20年內，包含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在內的養老產業有望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此外，相較於日本、新加坡、瑞士、英國、加拿大、法國等，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占比最低，衹有11.8%；保險資產2017年在我國城市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結構占比為17%，遠低於占比達42.9%的銀行存款。未來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擴大，也將增加保險資產配置。
伴隨全方位對外開放深入推進，保險企業境外服務也將迎來更大需求和更強發展潛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全球保險市場2020年至2027年將迎來全球金融危機後快速發展的“黃金時代”，全球保費增長率年均可以達到5.9%，其中壽險保費增長率年均可以達到6.5%；中國壽險2020年至2027年保費增長率年均可達到15.7%。
衆所周知，一國國內社會生態和民生福祉的提升，是其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因素。以往北歐、西歐、加拿大等國家的高福利政策通過吸引國際人才流動造就了其國家軟實力，而隨著時代變遷，A.C（AFTER COVID-19）後社會治理能力的失敗，中國的外交軟實力在全球格局中作為新的增長極而凸顯。中國若能在金融財政政策上通過商業補充突破福利“短板”，實現帕累托最優，則功不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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