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地區能夠持續保持總體和平穩定，首先取決於，亞太地區存在保持地區和平穩定的強大潮流，並在地區內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其次也取決於，地區內發生的各種局部動蕩緊張，儘管長期存在，但始終可控，始終不會在地區內成為主導方向。儘管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曾經發生多場局部戰爭，規模大、延續時間長，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但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上一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進入了地區經濟較快持續發展、經濟合作廣泛推進，與較長久保持地區和平穩定的良性互動，而且日益鞏固並持續發展，而成為亞太地區最強有力的主流趨勢。這是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地區的最主要保證，地區內各國也深獲其利，故而這一主流趨勢難以動搖。這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得以長久保持的基本保證。至於近年東亞太地區出現的局部動蕩緊張，不僅如前述，本身都具有較明顯的局部性，而且也受到長久保持亞太地區和平穩定趨勢的有效制約，故而很難擴大其影響。這又有利於進一步保持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如上分析，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亞太地區的總體和平穩定是鞏固的，不會也不可能有重大改變；同時，已經出現的局部動蕩緊張，在較長時間內都將難以消除而將持續存在。所以，亞太地區正在形成“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蕩緊張”的安全新形勢，將是處於動態平衡，而相對穩定的形勢，而且可以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保持。這是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總體上對抗與戰爭的安全形勢；也是不同於過去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不僅總體保持和平穩定，而且局部動蕩緊張也不突出的安全形勢。亞太安全新形勢的形成，充分表現了亞太安全形勢的複雜化，因而更加需要地區內各國共同努力，以有效長久保持亞太地區的總體和平穩定，有效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繁榮。
導致亞太安全形勢變化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是多個重要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這些因素中，有的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主要是亞太地區一直存在的某些歷史遺留問題，但在近幾年明顯激化；有的則是在近幾年新出現，並且迅速發揮重要影響，主要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和中國明顯強大。實際上，後面一類因素的影響居於主導地位，不僅這些因素本身就對亞太安全形勢有重大影響，而且對前一類因素，即歷史遺留問題的激化，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1、歷史遺留問題激化，是導致亞太地區局部動蕩緊張的直接原因
近幾年亞太地區出現的一系列局部動蕩緊張，無例外地都是歷史遺留問的的激化。受到最廣泛關注的一系列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問題，實際上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其中，俄日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韓日獨島（竹島）主權歸屬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以及中菲、中越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都是上一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的爭端遺留問題。此外，日本與中、韓關於戰爭罪責問題的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
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長期存在，一直沒有解決，並且一直有所表現。但是，近幾年來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全面激化，大部分都達到從未有過的嚴重程度，從而直接導致亞太地區出現明顯的局部動蕩緊張。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在近年來的激化，是內外部原因共同影響的結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直接涉及當事國領土主權完整，涉及各國核心利益，這是這些爭端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近年來，一些當事國出於不同的目的，不斷強化對於相關島礁的控制或爭奪，從而激化了爭端。例如，日本主要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目標，強化對於南干群島（北方四島）與俄國的爭端，對於獨島（竹島）與韓國的爭端，以及對釣魚島與中國的爭端；越南主要出於維護其所竊佔的南海島礁及附近海域，年產量高達二千餘萬噸石油的巨大利益，大力強化對其控制，從而嚴重激化與中國的爭奪；菲律賓則主要出於轉移國內政治、經濟困難的需求，強化對所佔南海島礁控制，激化與中國爭端。日本完全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需要，在近幾年大為強化了，否定二戰罪責的言行，如否定“慰安婦”事實，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解禁“集體自衛權”等，從而大為激化了與中、韓的相關爭端。這些都屬於爭端激化的內部原因，是爭端和當事國自身發展變化的結果。至於外部原因，則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鼓動和中國明顯強大的刺激。本文將在後面有專門段落敘述。
近幾年來的歷史遺留問題激化，成為了亞太地區出現明顯局部動蕩緊張的直接原因。無論一系列的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還是日本企圖否定歷史罪責引發的爭端，無不如此。這些爭端導致了亞太地區明顯的動蕩緊張。這與當前東歐、中東、北非、拉美等重要地區發生的局部戰爭，主要由現實的爭端引發很不相同。而且，正因為這一原因，促成了亞太地區局部動蕩緊張的局部性。因為歷史遺留問題激化引發的局部爭端的影響範圍，一般都明顯限於當事國，而難以擴及更大範圍。
2、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導致亞太地區明顯局部動蕩緊張的最重要外部原因
美國是亞太地區國家，但不是東亞西太平洋國家。近幾年來的亞太地區明顯的局部動蕩緊張，全部發生於東亞西太平洋區域。對於這些局部動蕩緊張，美國顯然是外部因素。實際的事態發展已清楚表明，美國主要針對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亞太戰略調整，正是導致這一區域內相關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爭端激化的最重要外部原因。美國奧巴馬政府於2010年提出和推進亞太戰略調整，而發生於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局部動蕩緊張，也正是在2010年以後迅速明朗化。這不是發生時間的巧合，而是清楚反映了二者之間緊密的因果關係。
2010年一季度，奧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戰略。以後，直到2011年四季度，奧巴馬政府又相繼提出“轉向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等。實際上，“重返亞太”、“轉向亞太”、“亞太再平衡”等，都是對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表述。它們的相繼提出，反映了奧巴馬政府對於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目標、內涵，逐漸深入、明確的認識。最終，以“亞太再平衡”表達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表明，美國以21世紀亞太地區的平衡者，即21世紀亞太地區國際事務主導者自居，通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平衡作用或主導作用，推動並保證亞太地區國際形勢，朝向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事實已表明，除其他問題外，在亞太地區局部爭端中，發揮美國的平衡作用，是美國“亞太再平衡”的重點之一。如前所述，亞太地區明顯加劇的局部爭端，首先並主要是內部原因所形成的，但卻為美國提供了發揮平衡者、主導者作用的機會。美國把握了這些機會，迅速以平衡者的姿態插手亞太地區各個局部動蕩。從各個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到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美國無一不以“平衡”為名積極插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以平衡為名的插手，實際上很不平衡，美國在宣稱鼓勵和支持和平處理爭端的同時，採取了支持爭端中一方的行動。例如，在與中國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中，美國無例外地支持與中國對立的一方，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在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中，則明顯支持日本。顯然，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這種“平衡”作用，只能進一步激化這些局部爭端，使之更明顯地成為局部動蕩緊張，而且在較長時期中難以消除。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在美國國力明顯相對衰落的背景下，企圖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以攻為守”的戰略舉措。但是，美國的“力不從心”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時時、處處都有很清楚表現。在美國以平衡者形式插手，亞太地區的局部爭端中，表現更為充分。美國試圖通過支持局部爭端中一方而進行平衡，並稱之為運用“巧實力”，但卻使美國陷於十分明顯的困局。最突出的就是由於美國插手與中國相關的局部爭端，並且無例外地支持中國的對立國，所以，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一經著手進行，即被普遍認為是“圍堵”、“遏制”中國。但是，奧巴馬政府一再公開否認這種說法，反覆強調“中美關係是21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且實際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及其他中美雙邊交流機制都有所推進，但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曲折，除了歷史的影響，也表現了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對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帶來的重大損害。所以，美國的力不從心，以及錯誤地插手局部爭端，決定了美國插手亞太地區局部爭端，將難以奏效，也難以長久維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亞太地區局部動蕩緊張的局部性、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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