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徐泓指出，2019年9月民進黨蔡英文當局主導的中學歷史“新課綱”強行上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李登輝、杜正勝、陳水扁、蔡英文等“台獨”分子洗腦青年學子、培養“天然獨”、處心積慮地強推“去中國化”和走向“台獨”的歷史課綱大業完全成功。他認為，當前要撥亂反正可以從兩方面努力：一為充實論述力量；一為廣召同志，不是敵人。台灣史切近學生，當然要注重台灣史。獨立成冊，又何妨？衹是我們以台灣史為鄉土史，綠營以台灣史為“台灣民族國家史”。能有此覺悟者可為同志；無此覺悟者，可爭取為同志。“106課綱”把中國史納入東亞史和世界史脈絡中講，雖然有把中國史消失在東亞史的危險，但以“東亞史”取代“中國史”，把“中國史”變成“外國史”，非但無法否定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主導地位，而且更無法否定台灣人與文化的中國性與中國成分。推動“文化台獨”的歷史課綱，雖對歷史教學的發展設下局限，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課綱的實踐，編寫課本與教材，課堂講授，還得靠人。衹要我們不放棄，繼續堅持自己的理想，一樣可在“反中台獨”氣氛彌漫的環境中，傳播中華歷史優良傳統。
淮陰師範學院政治系教師、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監事劉奕伶認為，兩岸青年交流在1990年代開端後，歷經近20多年的經驗積纍，交流的形式與內容均不可同日而語。但若從建構認同的角度，兩岸青年交流仍存在交流模式流於形式主義，交流內容重軟性文化認同、忽視政治認同等問題。改變這種狀況，就應立足於建構認同，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持續推動與優化體驗式交流。二是重視新媒體功能，大陸應秉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精神，逐步開放大陸青年使用台灣年輕世代熱衷的社交媒體。三是重塑台灣青年正確的國族觀念。教育方面首要的是要解決台灣的歷史課綱問題；文化方面需強調與凸顯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並以此吸引年輕族群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
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高級研究員羅祥喜表示，在目前兩岸關係愈趨複雜嚴峻的情勢下，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別具意義。明年台灣“大選”不同的結果對未來兩岸關係有不同的影響，兩岸文化交流的重點與方向也會有很大的不同。現在兩岸之間很多問題，包括香港問題，都是源自青年人對很多問題認知的偏差，源自港台教育的缺位與偏差。因此加深兩岸的文化交流，特別是青年交流非常重要。兩岸的青少年交流，不必特別向青少年灌輸大陸的意識形態，客觀、自然的交流交往就好，真實最重要。
全國台聯兩岸關係及社情民意研究委員會副主任陳立謙認為，以中華先進文化影響和引導兩岸青年，是促進兩岸青年心靈契合的正確選擇。堅持以中華優秀文化為引領，不斷擴大和深化兩岸青年交流，要把握好六個重點：一是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中增進文化認同。要以落實“31條措施”、“26條措施”為抓手，讓更多的台灣青年融入大陸社會，培養中華意識，深入心靈溝通，形成示範效應。二是在擴大和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活動中增進文化認同。應以愛國主義教育為核心，做好設計安排，打造品牌；應處理好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宣傳當代中華文化的關係，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組織好公祭中華先賢和重大歷史節慶等有影響力的大型活動。三是在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岸文化差異性中增進文化認同。正視文化差異性存在，本著求同存異、聚同化異的積極態度，久久為功，就“沒有解不開的心結。”四是在中華文化的全方位宣傳中增進文化認同。應從當前島內實際出發，充分用好互聯網社交平台，加大中華文化傳播力；應以史觀教育為重點，著力搞好優秀影視作品生產和書刊出版；發揮好主流媒介的傳播作用，找回共同歷史記憶。五是在中華文化市場的共同打造中增進文化認同。兩岸青年應站在時代新起點，以全球化視野，加速推進中華文化市場的開發，為更多的中華文化產品走向世界貢獻才智。六是在共同反對“文化台獨”鬥爭中增進文化認同。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化台獨”是兩岸青年走向“心靈契合”的首要任務。“台獨”勢力利用修改“課綱”，在台灣青少年學生的基礎教育中，大肆兜售台獨邪說，是直接造成台灣青年認同混亂的罪魁禍首，必須正本清源，鬥爭到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鍵認為，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歷史記憶作為一種“凝聚性結構”，對於中華民族的向心力、歸屬感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未來強化兩岸青年交流，培養中華文化記憶，首先要大力推進兩岸青年交流與對話，提升祖國意識。其二，積極推動兩岸青年交流，極大地激發兩岸青年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時也堅定兩岸青年復興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的信念。其三，建立兩岸青年交流機制，不僅要與時俱進，更要未雨綢繆。兩岸青年可以兩岸博物館的文化底蘊為依託，用文物銜接歷史與當下，採用舞台劇與小話劇的展演形式，用記述的講述方式，打開一個通往中華文化記憶的特有通道，喚起台灣青年對國家的歸屬感、民族的自豪感和認同感。
縱論兩岸形勢
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國務院台辦原副主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王在希比較全面地分析了當前兩岸關係形勢。他認為兩岸關係主要面臨四個挑戰：（一）民進黨執政使得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遭到破壞。（二）民進黨內“急獨”勢力欲加快“台獨”步伐，兩岸關係不排除走向激烈對抗。以李登輝、陳水扁為代表的“激進台獨”勢力，不滿意蔡英文的“漸進式台獨”策略，經常向蔡英文施加壓力。蔡英文如果連任，就沒有後顧之憂，也不能排除加快“台獨”步伐，兩岸關係隱藏著巨大風險。（三）台灣民情民意尤其是年輕一代仍在朝著不利於統一的方向發展。當前台灣社會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台灣同胞特別是中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偏離。（四）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和大打“台灣牌”使得改善兩岸關係難上加難。
王在希還認為，長遠來看兩岸關係發展依然面臨著機遇。首先，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有著天然的互補性。台灣如果能以大陸為腹地，搭上大陸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對兩岸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這也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始終無法成功的一個客觀原因。第二，幾十萬大陸台商已經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基礎。這些台商已經成為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積極參與者。第三，大陸對台灣同胞展現的誠意、善意和耐心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留下了很大空間。第四，大陸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合作的最佳契機。強調“台獨”絕對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對台灣而言，晚統一不如早統一，被統一不如主動統一。台灣問題已經延宕70年，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越往後拖，台灣方面的籌碼會越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余克禮就台灣2020年“大選”談了自己的觀察。他認為，與之前幾次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相比，這次選舉將是台灣選舉史上最為特殊、最為複雜、最為詭譎、變數最大、最不可測的一次選舉。（一）這是在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擁有龐大的執政資源下的選舉；（二）這是在美國明目張膽、大動作公開介入背景下的選舉；（三）這是在去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國民黨狂勝背景下的選舉；（四）國、民兩黨黨內初選過程重大意外狀況紛出，競爭異常激烈，為台灣歷次大選所少見；（五）第三勢力對選舉所產生的影響與變數也是前所未有的；（六）“九合一”選舉興起的台灣庶民政治力量，打破了國民黨由傳統政治精英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慣例，使韓國瑜脫穎而出，成為國民黨2020年參選人，開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先河，也使這場選舉最為詭譎；（七）“港獨”頻頻製造事端，中美兩國貿易戰起伏不定、兩國關係緊張，蔡英文、民進黨當局用心險惡，趁機利用，也是台灣歷次大選所未曾遇到過的。余指出，2020大選基本態勢是藍綠對決、蔡韓相爭的局面。國民黨韓國瑜選情形勢嚴峻，其面臨的最大挑戰與危機是一直無法得到藍營廣泛全力的支持，而且也為民進黨黑韓提供了機會，導致其選情一直走不出低迷狀態。韓國瑜是庶民力量推出的代理人，並且主打庶民路線，訴諸於庶民覺醒、庶民政治、庶民力量，這是影響未來選情的一個重大變數。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鞠海濤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和關鍵地位，讓各界清楚認識到，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既是原則，也是善意，關係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更關係到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福祉，有助於凝聚更廣泛的力量維護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紅認為，當前兩岸關係對抗發展且不斷升級，已構成兩岸融合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與現實困境，嚴重阻礙兩岸整體對整體層面的雙向融合發展。而且，現階段台灣當局及各主要政黨多無意願採取必要的措施推進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當前需要探索突破路徑“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他建議，“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宜堅持“同等待遇政策取向”，以增進“共同利益、國家認同”為目的；堅持“差別化待遇政策取向”，以“兩岸一國、反對台獨”為前提；堅持“以民逼官政策取向”，以“群眾路線、民間交流”為路徑；堅持“試驗示範政策取向”，以“整體+區域、兩條腿走路”為方式；堅持“操之在我政策取向”，以“同等待遇、單向融合”為先導。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謝郁表示，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兩岸關係就陷入對抗的政治僵局，但大陸仍開啟以我為主、自行促融的系統工程，超越島內政黨格局及政局變化，拋開民進黨當局的阻撓與障礙，直接開展為台灣民眾造福的工作，讓島內願意搭上大陸發展快車、融入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民眾和企業，共享國家的發展紅利，在中華民族的共同家園裡實現“兩岸一家親”。事實表明，大陸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政策，順應了台灣民意對改善經濟民生的強烈期待，保證了兩岸民眾對交流的正常需求，照顧了台企台胞的切身利益，促進了兩岸經濟和社會一體化的進程，在現實中激發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動能，從根本上夯實了和平統一的社會基礎。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毓峰認為，儒家的“王道”思想與“和合”思想的核心價值是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有效途徑。王道與和合的價值就在於多元多樣，差異分立而又和諧融合。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也是一個求同化異的包容理解、磨合融匯的過程。但經濟社會融合並不必然讓兩岸走向政治統一，兩岸和平統一終究需要一個政治協商和政治決定的過程才可以達成。在台灣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時應把握提升統一意願和階段性進展兩個基本原則。他認為，兩岸要順利完成和平統一，在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之後，尚需經過一個統合發展的階段，以推動兩岸政治、法律、經濟、社會體制的統合與治理，逐步完善兩岸一體化整合機制。因此，可借鑒歐洲統合經驗，建構合乎兩岸現實情況的“兩岸統合模式”，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安排：政治統合安排、經濟社會統合安排和法律憲制的統合安排。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認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提出並不是大陸領導人的心血來潮之作，它與毛澤東、鄧小平等的對台政策主線一脈相承，也是一個獨特的思維過程和政策醞釀過程。“具體實現形式”是“台灣方案”的內涵和標的，“台灣方案”是時機成熟時賦予政策的正式命名。從實然邏輯看，“探索”意味著“台灣方案”需要單獨構建，找到“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而不是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裡靜止不動。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不是港澳模式的複製、再版，也不是港澳模式的簡單擴大或表現得更寬容一些，而是必須根據自身的性質、定位和現狀，也就是根據其全部特殊性來加以構建。根據習近平講話精神，從時間過程來看，探索和實施“台灣方案”包含兩個階段，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性安排、統一後制度性安排。這兩個階段都需要解決長期以來兩岸面臨的五個重要問題：兩岸政治定位、主權與治權的關係、台灣同胞國家認同、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這些問題是台灣社會及民眾最關心、最在意的問題，是找到“一國兩制”在台實現形式所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南開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台灣中華兩岸新時代交流協會理事長黃清賢從治理文化的角度對“兩制”台灣方案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習近平提出“兩制”台灣方案的“五個充分”正是“治理文化”的意涵。“民主協商”也正是豐富民主形式。但“治理文化”是植基於信任的互動。兩岸現階段信任感仍然不足，導致台灣方案的“治理文化”無從展現。但是兩岸融合發展為這樣的困境提供了解套方向。大陸強調惠台利民措施落細落實就是“治理文化”在兩岸融合發展的展現，這就是要讓仍在台灣的民眾看到大陸台胞發展得很好，相信大陸的“兩制”台灣方案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對台灣同胞有利，增進台灣民眾對於“兩制”台灣方案的信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