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明確大陸在兩岸關係中居主導地位，應承擔起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主要責任。
顯而易見，兩岸無論在面積、人口、資源、國際地位暨綜合實力上，大陸都遠遠高於、大於、重於台灣，是中國國家的主體與國際代表，也是中華民族的主體與代表，故理應在發展兩岸關係、團結台灣同胞、振興中華、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上，有更大的責任擔當，更多的人財物付出，更強的心理忍耐準備。要做到這一點，大陸必須真正把台灣同胞當成一家人，以最大的同理心、同情心和包容心，“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⑤；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眾的接觸面，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拉近心理距離。”⑥應遵從古人“以大事小以仁”的遺訓，從點滴小事做起，循序漸進，累積善意與誠意，重新打造兩岸共同家園暨命運共同體，重建台灣同胞對大陸的認同和信任。為此，大陸似應考慮概括承受起近代以來，由於祖國積貧積弱、屢受列強欺侮、內戰不已、兩岸長期敵對而給台灣同胞造成心理創傷的歷史責任，用實際行動來彌補祖國對台灣同胞的虧欠。習總書記指出：“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⑦把握現在、開創未來，需要大陸展現大襟懷、大風度、大氣魄，凡是順應兩岸關係發展趨勢、有利於化解台灣同胞歷史心結、增進兩岸同胞團結互信的事，都應積極主動去做。“兩岸一家親”理念的提出，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人文情懷和歷史自覺。
其次，要樹立兩岸一盤棋、民族復興高於一切的觀念，尋找兩岸利益的平衡點與契合點，將“兩岸一家親”轉化為兩岸共謀和平發展、共創雙贏的動力。
著眼於兩岸一家親、撫平歷史創傷、攜手振興中華，大陸應當設身處地地為台灣同胞著想，幫助他們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這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兩岸總體長遠利益一致、但局部眼前利益衝突的問題。客觀地說，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和人民生活水準總體上高於大陸，雖然近年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遇到一些困難，但與大陸遇到的困難與問題相比要好過得多，而且大陸也盡其所能對台灣提供了幫助。問題在於，隨著經濟崛起、生產力提高，大陸更加重視環保、改善用工條件、提升工人薪資水準，兩岸產業互補性降低，競爭性增強。在這種情況下，要照顧台灣某些行業產業，要保護在大陸經營的台商，要給在大陸工作生活旅遊的台胞以“國民待遇”，往往意味著要犧牲或排擠大陸某些產業或行業的利益（例如開放農漁果蔬產品的進口，開放台灣有競爭力的服務業到大陸經營等），影響大陸某些地方的利益與環保要求，讓大陸納稅人承擔更多的負擔，從而引起大陸百姓的怨言，更況一些體現大陸對台善意的舉措（例如ECFA和服貿協議等），由於“台獨”勢力的阻撓而無法在台順利實施或通過，這無疑對大陸政府宣導、貫徹“兩岸一家親”理念是很大的挑戰。最佳方案當然是兩岸能夠取長補短、互助互利、共創雙贏，但現實往往並不盡如人意，局部個別的利益衝突在所難免，且隨著交流的深入會越來越多。這種情況要求大陸必須樹立“兩岸一盤棋”觀念，統籌兼顧大陸內部發展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個大局，同時要做好對大陸民眾的宣傳教育與說服解釋工作，引導他們向前看算大帳，將部門、地區和個人的利益置於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之下，置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之下，在國家民族部門地方及個人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是貫徹“兩岸一家親”必須承擔的責任及付出的代價。
再次，妥善處理兩岸在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互相尊重、取長補短、相向而行。
毋庸諱言，兩岸在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存在著很大的落差，這是造成部分台灣同胞對大陸疏離乃至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落實“兩岸一家親”、攜手振興中華，要求我們一要正視差異，二要尊重理解差異，三要相向而行處理差異。“正視”是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基本要求，“尊重理解”是不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之間和平相處的基本要求，“取長補短、相向而行”是根本解決兩岸問題、實現兩岸整合的必要條件。兩岸人民同族同胞，兩岸社會制度、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不同是由歷史造成的，事實上兩岸的發展模式各有優缺點和長短處，都是中國人所創造的，都為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做出了貢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都值得肯定、尊重、學習和借鑒。亞洲地區乃至國際社會都對兩岸不同的發展模式給予很高的評價，都在從兩岸的發展模式中吸取經驗教訓，兩岸同胞既是一家人，有什麼理由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呢？實踐證明，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思想底蘊及精神紐帶，兩岸之間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觀念與生活方式的鴻溝，完全可以通過交流互動來增進相互理解，通過相互尊重、相向而行實現和平共處、取長補短。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是維持現狀、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解決方案，體現了大陸對台灣同胞的理解、體貼與尊重，值得台灣同胞認真思考。但就香港回歸後與內地相處的情況來看，井水河水很難互不相犯，兩制之間要能夠長期和平共處，不僅要相互尊重，更要相向而行，即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努力縮小彼此之間在觀念上的差距，在磨合中走向融合。
第四，積極形塑兩岸政治談判的“底線共識”，重視解決台胞關心的軍事、外交等問題。
毫無疑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現已進入深水區，政治難題成為制約兩岸關係深入發展的“罩門”。這些難題包括：兩岸關係政治定位，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兩岸軍事安全互信，和平發展機制化等。事實證明，這些難題不解決，很難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倒退，特別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如果重新執政，已經取得的進展有可能得而復失。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兩岸有必要進行政治談判，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⑧。然台灣方面囿於內部藍綠對抗、外部美國日本暗中掣肘、兩岸政治互信不足等，不願上談判桌，生怕因此掉入“統戰陷井”，致使兩岸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陷入原地打轉。我們固然可以將原因歸咎於客觀條件不成熟，但這於解決問題並無多少助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指出：“兩岸關係不斷向前邁進，必然會觸及到一些深層問題。關鍵是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⑨這段話，應是我們處理兩岸關係難題時所秉持的基本態度。因此，著眼於“兩岸一家親”，我們應積極探尋兩岸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建構兩岸政治談判的“底線共識”，譬如：“一中框架”為基，和平方式解決，民主程序決定等。相信只要把利弊權衡清楚，把相關的道理說透，會逐步得到台灣同胞的回應。與此同時，我們不妨把解決問題的思路再放開一點，膽子再大一點，策略再靈活一點。譬如：在軍事上，我們可否根據台灣現執政當局對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和態度，主動調整對台導彈部署，逐步減少瞄台導彈或改變瞄準的方向？在涉台外交上，可否邀請台灣同胞以民間名義參加大陸代表團的活動？或在不影響“兩岸一中框架”下更多地考慮台胞參加國際組織活動的願望？等等。這樣做雖不能徹底解決兩岸的根本矛盾，但肯定有利於爭取台灣民心，累積兩岸的互信與好感，有利於兩岸關係的緩和，而無損於“一中原則”的一根毫毛，何妨試試。
第五，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那些曾經對‘台獨’抱有幻想、主張過‘台獨’甚至從事過‘台獨’活動的人”，⑩“團結的人越多越好”。
統一戰線是中共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大法寶，也是我們實現振興中華、統一祖國兩大目標的重要法寶，落實“兩岸一家親”更要用活這一法寶。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泛藍陣營和我們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是我們在島內依靠的中堅力量，故團結泛藍陣營共同奮鬥，在大陸內部已形成共識，沒有太大的分歧。對於爭取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泛綠陣營分化轉化，區別“溫和台獨”與“激進台獨”，區別頭面人物與普通民眾，我們在認識上也沒有太大的分歧。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對於泛綠陣營絕大部分人為什麼會主張“台獨”，缺乏歷史的考察、全面的認識乃至同胞的理解。沒有看到他們之所以主張“台獨”，是源於歷史上曾屢受異族侵略壓迫，祖國曾經“出賣”過他們，台灣光復後曾發生過“二二八事變”，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兩大陣營對立、兩岸長期分治，國民黨當局長期實行戒嚴威權統治，中共當局在探索發展模式上曾經走過彎路，島內長期進行反共拒統偏安教育等等。正是這種種原因，催生了他們強烈的要求自己當家作主的願望，以及對祖國的不信任暨“反共、畏中、懼統、分立”的情結。正因為在認識理解上缺少同理心，存在盲點，加之長期形成的統獨勢不兩立、“左比右好”的思維定式，造成了我們在做泛綠陣營工作時缺乏耐心、沒有信心、顧慮重重、禁區太多，容易談“獨”色變，容易誇大藍綠兩大陣營在台灣前途主張上的分歧，最終導致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有限。貫徹“兩岸一家親”理念，需要我們在這方面多進行一些反省和思考。胡錦濤曾發表對“台獨”人士“也要努力爭取團結”的談話，⑪其前提就是把泛綠陣營的基本民眾視作台灣同胞的組成部分，從“兩岸一家人”的立場出發，以最大的善意、誠意、耐心來對待他們，爭取他們轉變認識，“回到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上來”，如今來看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深入學習、領會和貫徹。
最後，要妥善處理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辯證關係，既要反獨防獨，也要克服統一急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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