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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讓我們拭目以待蔡英文的抉擇。 |
中評社╱題：“文化中國”與蔡英文的抉擇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今年4月7日出版的“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上刊出了一篇“奉元特稿”：〈華夏文化教育的省思與展望〉，是大陸“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和台灣“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劉君祖創會理事長徐泓的對讀記錄。在他們的對談中提到，正在籌備組建一個“文化中國論壇”的大平台，把台灣學術和文化界志同道合人士整合在一起。
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今（2016）年五月四日上午十時，“文化中國論壇社”將在台北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正式宣佈成立。我們刻意選擇在此時此地成立“文化中國論壇”，一方面是要彰顯它的宗旨“重振台灣精神，復興文化中國”，一方面則是希望兩岸學術及文化界人士能夠藉由這個平台來“反思五四，超越五四”。我們可以從一個歷史的宏觀角度，來說明這個平台的旨趣。
羞辱的世紀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其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紀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同化掉。
在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科學快速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開啟了長達百年的“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得不割讓台灣，接著日本又在中國的領土上和俄國大戰，並擊敗俄國，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認為自己一切不如人。此後動盪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根本無法定下心來，細心吸納西方文明。
“反傳統主義”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我曾經指導一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碩士生，完成了一篇碩士論文，題為〈三“國”演義：來台陸生的多元“中國”認同〉。文中指出：目前海峽兩岸其實存有三個“中國”：“政治中國”的中樞在北京；在東亞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難以計數的台灣商人發揮了強韌的“台灣精神”，塑造出當年台灣的經濟奇蹟。在那個時代，“經濟中國”的中樞原本在台灣，但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目前已逐漸移轉到大陸各地。然而，“文化中國”的中樞依舊是在台灣。為什麼呢？
在日據時期之前，台灣本來就是主要由漢人所組成的移民社會。1949年蔣介石撤守台灣時，跟隨他渡海來台的兩百萬民中，除了六十萬軍人之外，還有來自全中國各省的文化菁英，他們和當地居民共同努力，已經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然而，李登輝總統在1994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沿用五四時期“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意識形態，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的台灣社會是三大文化系統的交匯之處：教育系統裡傳授的是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經過“全盤美化”的一九九四年“教改”以及政治勢力有計劃的“去中國化”打壓之後，儒家文化傳統逐步被排除在教育系統之外，它在台灣不僅是“花果凋零”，而且是氣若游絲。今天我們在充分吸納西方科學哲學，建構出“含攝儒家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之後，可以很清楚地辨認出：儒家倫理與道德仍然是支撐住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結構”。相信“緣起性空”、“借假修真”的“人間佛教”團體，不僅已經把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中心，而且成為在民間社會支撐儒家倫理的最重要的力量。
新儒家的“三統並建”
從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以來，港台地區研究中華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過於牟宗三（1909-1995）。如果說胡適是“五四時期”、“全盤西化論”的代表，牟宗三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在他所著的《歷史哲學》中，牟宗三（1988）指出：
就個人言，在實踐中，個人的生命就是一個精神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涵著一個“精神的實體”。此實體就是個人生命的一個“本”。就民族言，在實踐中，一個民族的生命就是一個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涵著一個普遍的精神實體。此普遍的精神實體，在民族生命的集團實踐中，抒發出有觀念內容的理想，以指導它的實踐，引生它的實踐。觀念就是他實踐的方向與態度。（頁1-2）
牟宗三認為：“實踐”是精神生命表現其理想（尤其是道德理想）的活動，脫離了精神生命及其理想，便無 “歷史”可言。每一個民族都有其“普遍的精神實體”，歷史即是“普遍的精神實體”在實踐中表現其觀念的過程。然而，因為人類有動物性，故精神實體本身只能在動物性的限制下表現其觀念，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之下，決定了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系統與觀念形態。
牟宗三畢生研究中國文化，他認為：唯有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儒家式人文主義徹底透出，才能重建中國文化，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型態。道德是道德宗教，學統的核心是科學，政統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認為：道統是一種比科學知識更具綱維性的聖賢之學，是立國之本、是文化創造的源泉，是政統和學統的生命和價值之源，政統和學統是道德的客觀實現，失去了道統，政統和學統就會步步下降，日趨墮落；而失去政統與學統，道統也會日益枯萎和退縮。他以為，三統之建立，就是“儒家式人文主義”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轉進第三期之發展。
“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
牟宗三認為：他在學術研究上畢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義”的統緒，肯定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的“道統”。至於“容納希臘傳統，轉出'知性主體'”，以開出“自主的學術傳統”則有賴於社會科學界人士充分吸納西方科學哲學的傳統，能夠以之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解決社會中所發生的各項問題。
台灣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經過一個世代的努力，已經開始步入成熟的階段。然而，大陸從改革開放之後三十年來，社會科學界飢不擇食地盲目移植西方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理論和研究典範，其後遺症正開始逐漸加劇。目前大陸社會科學界對當前的社會發展，已經普遍感受到“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由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大多是“抄來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人員一方面是感到“知識論的困惑”，不知道這樣的“知識”對自己的母社會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幫助自己的社會解決問題，抑或是制造更多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大陸學術界又普遍存在著“本體論的焦慮”，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會的持續發展？
針對這樣的困局，正是兩岸學術界攜手合作，促進中華文化復興的良機。如眾所知，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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