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對華政策的陽謀：聯盟戰略動員
這一點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陽謀”、最赤裸裸的部分。就是建立國際統一戰綫應對中國，戰略上塑造大小“八國聯軍”圍攻中國態勢，制約中國。聯盟戰略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中與國內治理并重的行動兩大起點之一。拜登上台後的首輪密集外交活動重點，就包括集中說服一些國家共同應對中國。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樣，一方面敲詐各國，另方面又要求各國追隨美國聯合對華極限施壓。在拜登團隊看來，這種直接路綫手段既不專業、極為幼稚，又乏謀略、極為短視。拜登2月4日的演講中說：“美國回來了。美國的同盟是我們最偉大的資產。”
喬治·凱南當年在著名的長電文中指出，蘇聯人能否扭轉劣勢，取決於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團結、堅定和魄力的程度。拜登在2月4日演講中稱，與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合作，更新美國在國際機制的作用，重新獲得已失去的信用和道德權威，美國將從更強勁的地位來競爭。拜登上台伊始，迅即展開以西方世界為核心的多邊外交行動，在中國問題上協調立場和行動。這段時間以來，南海和釣魚島等問題不同程度波動、中英關係變化、中烏（克蘭）關係波折等“反常現象”，與拜登政府相關舉措不無關係。今後或許會出現一種常態現象，即美方每逢出台對華大舉措，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多會先與西方國家、涉華利益相關國協調立場，爭取一體出手。在“國際統戰”中，美方將以中國的所謂“意識形態輸出”相牽引、“地緣戰略擴張”相刺激、“戰狼外交模式”相挑撥、“軍事安全威脅”相恫嚇、“經濟侵略擴張”相凝聚，在國際上合縱連橫。鞏固西方傳統盟友，把中國復興所牽動的世界地緣板塊相關國家聯合起來，把與中國有領土主權權益爭端的國家挑動起來，營造聯合應對中國之勢；以應對中國為由，承續特朗普對華“優質遺產”，組織有針對性的政治軍事新聯盟，延續冷戰遺留舊聯盟。預計，印太戰略體系、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美日韓機制及“五眼聯盟”、北約等，將會隨之發生不同程度變化。2月1日，法國地緣政治專家雷諾·吉哈爾（Renaud Girard）針對中國軍機在台海方向巡航行動稱，支持台灣是美國印太地區的優先戰略，若中國再挑釁，美國甚至會成立軍事同盟。他還講，美國會出手打造該地區“民主同盟”，不僅有四方安全對話（Quad），可能還會加上新西蘭、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以及台灣。“如果中國繼續展現攻擊性，美國還會更進一步：他們會成立如北約一樣的軍事同盟”。2月17日，北約秘書長斯圖爾滕貝格在北約理事會國防部長級會議首日表示，北約應成為所有“志同道合者”對抗中俄的政治對話平台。
儘管拜登政府在聯盟戰略動員上取得一定進展，而距離其理想境界還遠得很，也難企及。2月19日，拜登在“七國集團（G7）”會議和慕尼黑安全會議平台的相關操作，便效果不佳。會上推銷的重振美國的同盟、“民主國家聯盟”等主張，反響寥寥。東道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會後新聞發布會上強調，為重建世界經濟體系，七國集團希望加強與二十國集團，尤其是與中國的合作。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歐洲項目主任埃里特·布拉特貝里評價：“華盛頓對歐洲的猶豫不決感到沮喪。”事實是，美國人把維護霸主地位淩駕於現實利益之上，追求虛幻目標并綁架他國跟進，無視現實；其他國家則是現實利益導向，其他利益讓位於現實利益，能够面對現實，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種反差將導致美國的此類戰略算盤注定落空。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講過：在國際政治中，各國均以自己的利益為目標展開政治活動。
五、模糊處理中美經濟問題
中國崛起的重要標志是經濟上超越美國，不但在數量規模上，亦在質量層次上實現超越。目前看，中國GDP超美不可阻擋、指日可待，但在質上與美并駕齊驅或實現超越尚需努力。故對美而言，對華經濟戰略的目標和重點可能在質量層次守成上，期望守住世界龍頭位置，使中國經濟“增肥不增肌”，把中國經濟體系約束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內，極端情況下甚至排除在外。從政治經濟學理念看，這樣的目標也有利於美國鞏固世界霸權地位。
拜登上台以來對中美經貿問題采取相對模糊處理方式，不直接否定特朗普對華經濟科技戰的必要性，但亦表示對其範圍、方式、節奏進行慎重評估，不會蕭規曹隨。拜登團隊把中國經濟發展、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作為對美國的“重大威脅”，可能在遏制中國經濟競爭力、減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對衝中國經濟世界影響力等方面狠下功夫。2月4日演講中，拜登稱將“對抗中國的經濟行為”。目前看，中美經貿戰、科技戰、知識產權戰、多邊經濟合作體系戰，直至金融貨幣領域的鬥爭較量仍將持續。但由於美國的底氣不足，形勢會變得更加複雜，雙方中低端產業領域角逐可能明顯緩和，高端產業領域中的協商、合作、妥協成分客觀會增加，有選擇地“脫鈎”亦有一定現實性。2月24日，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審查美國的藥物、稀土、半導體、大容量電池等關鍵商品的供應鏈狀況，并將展開為期一年的更深入評估，重點關注國防、衛生、信息、能源、交通、糧食等六大領域，要求提出改善供應鏈復原性和安全性的建議。該行政命令沒有提及 中國，但觀察家普遍認為，拜登此舉意在美中競爭大背景下尋求減少關鍵產品對華依賴性，是其推動部分敏感領域對華“脫鈎”的實際舉措。
經濟戰一向是“雙刃劍”，拜登政府處理對華經貿問題會接受特朗普政府教訓，會更講求策略、面對現實，不再像特朗普那樣四面出擊、四面勒索經濟實惠。奧巴馬執政時期，對華經濟競爭遏制的主要手段是聯盟圍堵和規則疏堵，通過創建推動諸如TPP那樣的，明確設置針對中國經濟政治制度准入門檻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機制及規則，擠壓、排斥、“改造”中國，試圖把中國經濟牢牢收在西方編織的籠子裡。拜登上台後，一個重要政策動向就是重新調整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聯合意識形態相同相似國家地區推進經濟一體化，明顯向奧巴馬時代回歸。拜登可能延續奧巴馬間接路綫的制衡、消化、改造策略，推進建立、完善、改造排他性經濟一體化組織、制定不利於中國的國際規則、推進尖端科技適度“脫鈎”、實體經濟回流美國等，與中國展開經濟競爭。一方面設置排華機制，用內涵政治制度門檻的條款阻擋中國，把不符合其期望的中國排除在外，以壓促變；另方面圍三闕一，給“改造到位”的中國留下“活動空間”。換言之，在世界經濟組織機制內塞進政治性涉華條款，可能成為拜登政府的常態化手段。而一旦中美關係惡化，極端情況下，亦不排除拜登轉而劍走偏鋒，推動建立中國經濟體系的國際替代系統。2月17日，美國商會發表研究報告稱，儘管中美經濟“脫鈎”代價巨大，但“并非不可接受”。
不過，美國亦有輿論認為，違背經濟規律、違背市場原則、違背美國利益集團利潤最大化目標、違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利益，推進對華經濟競爭，注定是兩敗俱傷之舉。“一個國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乾淨，那麼他本身的政治也會隨之破產。”（利德爾·哈特《戰略論》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P479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
六、美對華軍事戰略重在遏制
軍事、科技、金融和人才是美國最具優勢的王牌。美對華軍事戰略的核心是建構遏華軍事同盟、發展對華高端作戰能力、維持對華“代差級”軍事優勢，為用軍事手段配合美國對華政策服務，同時為中美關係破局生亂生戰做準備。拜登政府將持續推進深化印太戰略體系，鞏固美日及韓同盟，發展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改造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等同盟，拓展“五眼聯盟”、北約職能，拉攏東南亞、中亞地區相關國家及蒙古等潛在盟友，擴大軍事同盟夥伴圈，建構對華全方位軍事封鎖圈；在中國“走出去”的潛在“軍事突破口”發展關係、建立聯盟、強化軍事干預能力，形成封堵之勢；發展新的軍事手段，提高對華軍事遏制及實戰能力，懾止中國軍事手段運用。如果說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變數最小的領域在哪裡的話，軍事領域首當其衝。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競爭的戰車早已駛上高速路，難以逆轉。美軍最現實對手可能是俄羅斯等國，但終極對手無疑標定中國，對華高端戰爭是美軍作戰能力建設的頂級目標。該進程在奧巴馬時代已經開啓，特朗普加速推進，拜登時代繼承延續。拜登2月4日演講中稱，已指示國防部長奧斯汀對美軍在全球的態勢進行評估。國務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專訪時宣稱，將確保美國的軍隊能够威懾中國的“侵略”。
應當看到，美對華軍事戰略重在遏制，阻止中國通過軍事力量改變“現狀”，未必是實戰。因為“戰爭有自己的力量，它會讓您偏離所有深思熟慮的打算”。（喬治·凱南著 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 曹明玉譯 《凱南日記》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7）中美作為兩個世界大國、核擁有國，一旦兵戎相向，將打破世界和平發展的基本秩序，將是中美兩國、世界各國的巨大災難，不會有單方面勝利者。美國有識之士指出，拜登政府在重建國內和重塑國際的任務遠沒有完成的情況下，貿然進行外部干預特別是軍事干預是危險的，對美國不利。2月4日，拜登政府上台後首次實施台灣海峽和南海艦艇巡航行動，“麥凱恩”號導彈驅逐艦當天通過台灣海峽、2月5日闖入中國西沙領海。就在美艦闖台海同日，中國國防部宣布，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從技術層面看，此類中段反導主要針對的目標是戰略導彈，不是戰役戰術導彈。公開信息表明，早在2013年1月27日，中國就進行過此類實驗，此後不時進行。個人認為，2月4日實驗的時間點選擇頗令人玩味，可以解讀為中國針鋒相對的反威懾、反挑釁行動。肇自美國的中美此種互動，不利於地區和平穩定。再有，這段時間以來，美國智庫、媒體正在炒作中美台海生戰論，認為中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提前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可能軍事干預，引起各方警覺和恐慌。美國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蘭登·巴萊里亞諾（Brandon Valeriano）不無憂心地警告，“美國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在國外進行更多的軍事干預或擴大防禦承諾。將領導能力與使用武力解決混為一談，是華盛頓一種危險的病態，新政府很難避免，但也必須避免。”
美國“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對蘇遏制戰略的底色之一，就是在儘量避免戰爭的基礎上對付對手。其著名的長電文和X先生文章都指出，“儘管美國與克里姆林宮不太可能合作，但也沒有必要訴諸戰爭，采取遏制蘇聯擴張的政策是可行的。”（喬治·凱南著 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 曹明玉譯 《凱南日記》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5）喬治·凱南後來甚至對其所主張的政治戰一些激烈手段的運用，也頗有懊悔。如他曾鼓動中央情報局發動秘密政治戰，但由於這種手段極大增加美蘇敵意、升級對抗態勢、激發戰爭風險，凱南後來表達了對當年這一行為的懊悔：“或許我在從政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這樣的指導。” （喬治·凱南著 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 曹明玉譯 《凱南日記》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5）若把喬治·凱南的秘密政治戰，放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上應當也成立。今天中美之間的猜忌、矛盾、衝突，主要是美國對華防範、打壓、遏制所致，既包括軍事圍堵、戰爭恫嚇，也包括秘密戰、網絡戰、輿論戰、心理戰、經濟戰、科技戰等等。時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全球媒體署，國際開發署，國務院公共事務局、國際信息項目局、全球接觸中心、政策資源和規劃處，美軍軍事信息支援、網軍、公共事務、情報系統等，依然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重複著前輩的不光彩手段。假如美國希望這個世界是和平合作的，就應該放棄冷戰思維，讓中美兩個國家、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為人類提供不同的“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在冷戰和熱戰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門檻！美國作為自許的負責任的大國、正反兩面教訓纍積雄厚的“人權衛士”，理應更懂這個道理。
七、涉華熱點敏感問題不再肆意妄為
無論中美關係如何變化，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放棄打涉華熱點牌、敏感點牌。特朗普更多地把這些牌作為對華經貿戰的籌碼運用，拜登政府則可能有更長遠戰略考慮，就是把涉華熱點敏感問題作為孤立、遏制、圍堵、塑造中國的抓手，打“台灣牌”“香港牌”“新疆牌”“西藏牌”“南海牌”“釣魚島牌”“中印邊界牌”以及“經濟殖民牌”“債務黑洞牌”“傳播腐敗牌”等，操縱意識形態、地緣戰略、領土主權、經濟社會及網絡空間等議題,對付中國。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所謂新疆“種族滅絕論”、表態向香港人提供“避難所”、“對台灣的承諾堅定不移”、繼續開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動等，即是實際舉措。
但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熱點敏感牌上會注重把握節奏、爭取國際支持、關照中美關係大局，不再肆意妄為、“末日瘋狂”式盲動冒進。2月初，美國蘭德公司發表研究報告分析“棄台論”，指出美國為了自保振興，未來可能被迫減少干預全球事務，包括慎重對待台灣問題，緩和台海緊張局勢。有分析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棄台論”。而種種現實情況表明，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至少短期內是趨向求穩的，即兩岸雙方不搞事、美國適度自我約束。
涉華熱點敏感問題往往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牽動14億中國人民族感情，“是碰不得的”（楊潔篪語）。在這些問題上挑戰中國，不利於雙方友好合作，徒增雙方相互猜忌、防範和敵意。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坦承，如果美國負面處理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應該聽聽美前駐華大使芮效儉的警告：美國決策者在處理台灣問題時，必須考慮美中之間因為台灣問題爆發軍事衝突升級為核戰的風險因素。陸克文這番警告折射出了一個真理，為了維護核心利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絕不妥協、不惜一切、不留情面。
八、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在於修煉內功
衆所周知，拜登政府很注重也不得不注重練好內功，也采取了一系列促進國內和解、穩定、防疫、發展的舉措。但從美國對外政策本質看，其練內功的目的，更在於把內功作為“外功”的條件、對付對手的資本，以維護其霸權地位；而非中國式的內外功關係，“外功”為內功營造條件，根本目的是把國家建設好、使普羅大衆享受更美好生活。當然，美國也有“攘外必先安內”派，對辦好自己的事有理性認識。美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蘭登·巴萊里亞諾認為，拜登總統上任頭100天的首要任務應是防止進一步的國內政治暴力，糾正過去政府的錯誤；如果拜登政府想要成功開始國內重建的艱難任務，那麼他就應該在上任的頭100天裡在國外實行克制。喬治·凱南則早就提出，美國所追求的所謂“世界革命”，都應以國家自身制度的完善為前提。“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每一項勇敢而堅定的舉措……都是對莫斯科的一個外交勝利。”（喬治·凱南著,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譯《凱南日記》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2、55）
由於時代背景、國際形勢、中美關係的急遽變遷，拜登政府注定會在跌跌撞撞的調整中尋找對華政策方向。而任何正確的政策都是主觀願望與現實條件之間的妥協的結果，期望和現實往往不能劃等號。順利把各色盟友夥伴糾合起來制服中國，保住世界霸主地位；讓中國永遠處在跟班位置，最好“江山變色、四分五裂”，這樣的前景對美國來說固然“理想”，但未必現實。當今世界鬥轉星移，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民心所向，各國都不希望冷戰；當今中國天翻地覆，不再秉持僵硬的教條建設國家、與世界交往。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和平共處、“共商、共建、共享、共贏”，推進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中國式的偉大復興；“和而不同”“命運與共”“五彩繽紛”究竟會成為世界主流價值，“唯我獨尊”、“歷史終結”、“天下劃一”式的新羅馬帝國不是人類的進步方向。特朗普極端反華、遏華政策之所以四處碰壁、狼狽敗陣，根本原因在於其對時代和潮流的無知和反動、對中國復興的偏見和歇斯底里。在新的時代，人類社會未必會有冷戰2.0版的生存空間。誰想塑造這樣的空間，誰就會作繭自縛。
九、結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指出，中美之間相互對抗、憤懣、失望、內外政治、求勝、錯配（mismatch）等群體和決策心態惡性循環，將導致改善關係是暫時的，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概近乎時所必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則提出中美棋戰論，認為新時代的中美關係應該既非冷戰，也非回到過去，而是棋戰，是可以雙贏的。
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拜登在與習近平通話中表示，美中兩國應該避免衝突，可以在氣候變化等廣泛領域開展合作。雙方通話中共同認為，今天的通話將向世界釋放積極信號，雙方同意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切聯繫。中美領導人的這通電話也談到了分歧，但是，其給世界釋放的信號的底色是積極、務實、理性的。
未來的中美關係需要觀察、思考、塑造、導正。這不但是中美兩國的責任，也是一個世界性課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4月號，總第2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