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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書是新時空條件下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文獻 |
中評社╱題：“《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新時代對台政策宣言” 作者：朱松嶺（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王豐收（北京）、北京聯合大堂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是新時空條件下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總結、戰略前瞻與政策體系，是系統闡釋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對台政策的重要文獻。《白皮書》在複雜嚴峻的涉台國際環境下，在風險日益升高的兩岸局勢下，全面回應了外界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對台政策的疑慮，系統闡釋了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戰略意義，指明了中國國家統一的繼承，明確了“兩制”台灣方案與融合發展路徑的發展方向，突出了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對台工作的重點是明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來勢力的干涉，全面推動國家完全統一的進程。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全面闡釋了中國政府在新時代的對台政策，全面回應了外界關於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有沒有變、要不要變、求和還是求戰的猜測，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白皮書》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一貫的對台方針，也突出了當前的時代特徵，闡明瞭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定位和時空定位，而且重點突出“解決台灣問題”，而非“對台工作”。總的來看，第三份涉台《白皮書》，是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系統展示，是新的時空條件下中國政府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總結、戰略前瞻與政策設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實踐性。
一、《白皮書》的主要內容、戰略意義與基本立場
（一）《白皮書》重點突出解決台灣問題而非對台工作
首先，《白皮書》突出了當前的時代特徵，闡明瞭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定位和時空定位。從歷史定位而言，《白皮書》是在“新時代”歷史背景下推動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和總體方略①。從時空定位而言，空間上是在“新時代”之下的兩岸關係。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強調指出：“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點，有利於引導全黨進一步堅定信心，聚焦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揚的姿態邁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②“新時代”並非一個片面的、單一的時間節點，而是一段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歷史進程。它不僅是時間坐標，也是空間坐標。新時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新時代就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時代，新時代的主題詞就是復興，復興中就必然包含著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新時代是一段歷史時期，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就是要在新時代，也就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推進、實現。
其次，重點突出“解決台灣問題”，而非“對台工作”。這和過去尤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有很大不同，之前重點突出的是“和平發展”概念，對“統一”的描述著墨不多，這是為瞭解決當時的主要矛盾即反對“台獨”。但進入新時代之後，我們明確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對標的所有工作是明確針對“解決台灣問題”，這和“對台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為“對台工作”不一定是“解決台灣問題”。
再者，突出了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這一點雖然大家在政策總體方略和大政方針中能夠明確知道，但之前沒有如此明確地提出過是黨領導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白皮書》中明確提到，“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是民族復興、國家統一的堅強領導核心”。可見，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對台大政方針的時代內涵極其豐富。
（二）《白皮書》全面回應外界關於大陸對台政策的猜測
《白皮書》全面闡釋了中國政府在新時代的對台政策，立場鮮明、事實清楚、體系完整，在戰略上有著非常鮮明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現實意義來看，一是宣示了台灣是中國領土的歷史法理和事實依據，明確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基本立場，表達了捍衛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決心、信心和能力；二是表達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定力、耐力和能力，同時也表達了如果迫不得已，不排除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態度；三是針對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台以及民進黨勾結外來勢力造成台海危機，《白皮書》也向國際社會有理、有力、有節地給予反應；四是全面回應了外界關於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有沒有變、要不要變、是求和還是求戰的猜測。
從歷史意義來看，一是全面闡明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二是為新時代做好對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三是總結了歷史上解決台灣問題方針政策的來龍去脈、重要場景、突出問題以及政策體系，講明了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繼承性和可行性；四是《白皮書》在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的時代背景下，為順應推進祖國完全統一的新形勢指明了方向。
（三）《白皮書》彰顯大陸對國家統一有足夠耐心和戰略定力
《白皮書》強調，我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白皮書》再次重申這一底線，表明了大陸對和平統一的信心、決心和誠心。具體而言，一是和平統一是成本最低、民眾傷害最小、台灣損失最少的第一選擇，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對台工作中做出的選擇，而且我們的對台政策也一直都是圍繞和平統一去推進的。二是明確提到非和平方式是最後選擇，並且闡釋了非和平方式的打擊對象是外部勢力的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子的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這給廣大台灣同胞吃了一顆“定心丸”。三是提到不給島內“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不給外來勢力留下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機會。
過去幾十年來，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阻力，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都把和平統一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③中國共產黨希望能夠不采取戰爭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不希望兄弟之間操戈同室，不希望戰火在中國人之間或是中國的土地上出現。能夠用全面克制、非戰爭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是最好的選擇，也是第一選擇。同時，也要在發展中解決統一問題，在統一過程中推進發展。通過發展方式解決兩岸之間在發展階段、程度、水平上的差異，實現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綜合發展。事實上，自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大陸40多年來的發展日新月異，兩岸之間綜合實力對比更加懸殊，大陸優勢更加穩固，台灣也越來越離不開大陸。
歷史證明和平統一是正確道路，未來也將會更加進一步證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非常清楚統一初心和目的是為了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因此，一方面通過政策措施加以落實推進和平統一，另一方面也通過白皮書等政策工具向外部世界表達“中國共產黨將以和平統一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的莊重承諾。這一承諾不僅是針對大陸人民，也針對台灣民眾和國際社會。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任由“台獨”勢力挑釁、外來勢力干涉。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耐心用和平方式去解決台灣問題。
二、《白皮書》指明國家統一進程、“兩制”台灣方案與融合發展路徑
（一）國家統一進程進入到不斷深化的融合發展階段
《白皮書》指出，當前祖國統一進程進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重要階段，明確提到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重要途徑。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在《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奮力推進祖國統一進程》中指出，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途徑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④同時，《白皮書》也提到要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可見黨和國家推動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已進入一個非常深入的地步。
如何理解深入？一是融合深入，通過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⑤來推動兩岸統一進程。融合對統一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當前民進黨長期執政、不斷“倚美謀獨”“倚美抗陸”，導致兩岸政治協商談判無法進行的情況下。二是措施非常具體。在和平發展進程中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不斷加強打擊遏制“台獨”勢力的力度，反對外來勢力的干涉，通過這些具體工作的落實，逐步穩健地推進國家統一進程。中國大陸並沒有因為進入新時代而刻意加速推進國家統一進程，《白皮書》也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定力和耐心。
（二）“兩制”台灣方案“要約”會隨著時代條件變化而改變
新的《白皮書》不再提“可保留軍隊”，以及“可有外事權”，但卻首次對統一後的台灣國際空間作出了清晰勾勒。這些變動與時代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明確提出保留軍隊和外事權是在“兩個寄希望”的時代。一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因為當時是國民黨執政，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因此也具備了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和雙方談判的任何可能。因此，大陸在此種情況下明確對台灣所關心的防衛問題和外事問題做出“要約”，完全可以理解、也合乎情理。二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裏有必要從法理上對“台灣人民”做一個闡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是“所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⑥。因此，台灣人民是島內支持祖國統一、支持和擁護社會主義以及支持民族復興的愛國者。相反，主張“台獨”的所謂“島內民意”，不管人多人少，所形成的民調都不是“台灣人民”意志的表現。因此，對於“自己是否是中國人都打問號”的這批人，明顯不在“寄希望”的行列。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對統一後的安排，涉及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從內部治理來看，“可保留軍隊”等內部防衛問題需要進行統一安排。當前的民進黨當局既沒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也沒有接受“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顯然不屬於我們“寄希望”的台灣當局。隨著時代條件變化，“要約”也會發生變化。尤其是隨著民進黨當局“倚美謀獨”，進一步依靠外來勢力挑釁兩岸關係的底線，恐怕未來給予他們的空間還會進一步縮小。因此，台灣當局應該要思考如果不用和平統一方式來解決對台灣島內有什麽壞處。另外，從外部治理來看，雖然沒有提及統一後台灣當局是否有外事權，但對統一後的國際空間進行了清晰勾勒。來自中央的這一授權，既封死了“台獨”和外來勢力干涉的空間，也給予了台灣地區和島內民眾非常充分的權利。
在此次的《白皮書》中，中央真誠地大力著墨“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設想、設計安排，清晰闡釋統一之後的島內安排，可見中國大陸在推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信心、決心和誠心，也非常明確地向台灣島內民眾指明了統一之後的出路。這個方案，根據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上的實踐來看，需要堅持中央高度管治權和台灣地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原則。若能和平統一，則需要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原則，即主權歸中央，地方事權歸台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更多理論上的想象和思考，為構建設計安排提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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