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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台灣民意對“一中各表”的支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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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台灣民意對兩岸經貿關係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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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台灣民意的“條件性統一”主張 |
圖1、台灣民意對“一中各表”的支持度
（數據來源：杜克大學-政治大學2015年“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調查，調查時間為2015年11月初，調查主持人為杜克大學牛銘實教授）
圖2、台灣民意對兩岸經貿關係的看法
（數據來源：同上）
而二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在兩岸國家認同形成落差和沖突、台灣存在強烈的安全恐懼並且對大陸不信任的背景下運作的。在兩岸和平發展的軌道上，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的動力源自市場，雖然受到大陸的政策鼓勵但也受到台灣官方的很多政策約束，因此實際上相當脆弱，無力消除這些曆史遺留和現實糾結的政治、軍事及認同上的難題。更何況，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的最高安全戰略是和美國捆綁在一起，自甘服從美國主導的地緣安全防衛體系，更非兩岸市場經濟短期內能夠輕易改變的。這些都構成新功能主義兩岸和平發展戰略的天然缺陷與薄弱環節。參考2015年11月“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關於台灣民意的“條件性統一”的問題發現：如果條件是“兩岸政經社各方面條件都差不多”，詢問台灣民衆是否贊成統一，則依然有合計將近64%的抽樣比例不贊成統一（圖3）。這個數字佐證了過去多年來的新功能主義路徑的和平發展階段還存在著先天不足的問題，單憑經濟技術交流合作，不能解決複雜的曆史遺留問題和政治敏感問題。
從功能交流到政治干預：彌補新功能主義的缺陷
上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成果與局限說明，必須在和平發展的既有基礎上引進新的變量，才能繼承成果，克服局限。也就是說在通過經濟促進政治的新功能主義基本路徑上，增加主動性政治干預、有效政策吸納和對台灣外部安全環境的重塑。只有把這三種干預變量納入研究視野，兩岸統合論才能得到有益的修改和補充，才能真正貼近兩岸關係的現實。
首先來分析政治干預的必要性。兩岸關係中的政治干預即指通過政治資源的強度介入主動引導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與節奏。“習馬會”可以視為一種主動性的政治干預，大陸領導人主動與台灣領導人握手和協商，吸引各方面政治資源加強投入，加快政策產出，從而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同時，大陸在習馬會前後連續傳遞出在“九二共識”下一切事務皆可協商處理，而沒有“九二共識”則一切歸零的關鍵信息，已經對蔡英文的兩岸決策起到了規範作用。近來，蔡英文已不像四年前那樣膽敢否認“九二共識”，在很多敏感議題上也不敢挑釁大陸，包括承認“九二會談”的曆史事實（雖然離承認“九二共識”還很遠）、在民進黨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中抹掉“兩國論”的痕跡，甚至還在謀劃穩定兩岸經貿的政策。但是，她通過教育、文化政策和輿論引導不斷強化台灣民衆的“國家意識”，支持改回高中曆史課綱，並且當選後就開始淡化“中華民國”符號，甚至在南海問題上配合美國起舞，無疑是一種更難以對付的“隱性台獨”策略。對此，簡單的“武統論”實際上無法解決問題，適當強度的政治干預仍是上策。在習馬會之後，大陸還須尋找新的政治干預方式，包括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確保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操之在我。
圖3、台灣民意的“條件性統一”主張
（數據來源：同上）
其次，分析政策吸納及其效果。最近大陸推出的吸引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就業的政策，是一種嘗試中的政策吸納，試圖通過發展機遇的共享來逐步改變台灣新世代對大陸的態度。這應該是一種長期性、基礎性政策，而非短期作為，並且還應搭配更全面、更系統的兩岸交流政策，促進兩岸新世代的交流交往。國家認同是高階意識形態，短期內改變不了，但是認知則是可以改變的。通過交流合作而形成的認知、善意和各種人際網絡，有助於緩和認同沖突，為兩岸政治協商創造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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