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3日電／這是一組抽象而普通的數據：21125；2.07；4600。
新華社報道，但它的背後卻蘊含著振奮人心的內涵：第一個數據，是浙江農民2015年的人均純收入，在全國省、自治區中首個“破兩萬”，並蟬聯“31連冠”；第二個數據，是這個省當年城、鄉居民收入的比值，為全國各省、自治區最低；第三個數據，是這個省設置的相當於全國標準兩倍的“貧困線”，並且2015年無人在這條線上“掉隊”，率先高標準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
一高、一低、一率先，如何解讀這些光鮮、靚麗的數據？數據背後，浙江農民生活又是怎樣一番真實的光景？
“冒富大叔”地位31年未受撼動，謎底在“草根經濟”
連續31年成為全國省區“創富狀元”，浙江農民主要“財源”靠什麼？
在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樓內，“老統計”殷柏堯處長與記者挑燈夜戰一起“算細帳”之後“道破天機”：浙江農民工資性收入達1308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1.95%，同比高出全國平均數逾20個百分點，絕對數則接近三倍（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為4603元）。
“農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農化水平高，大量的農民在職業身份上得到了轉換。”殷柏堯說。最新統計顯示，浙江全省就業人口的非農化率為85.3%。
“全省有208萬家企業，99%是中小民營企業，出省（含國內外）闖蕩經商600萬人……”浙商研究會一位副會長算了一筆大賬：近6000萬浙江人裡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勞動力，大約4個國民中有一個是“小老板”、股東或其他形式的市場主體。
記者在溫州瑞安市塘下鎮採訪到一位女老板，她用自己丈夫的綽號“眯眼”做經營的蝦醬品牌和公司名稱。採訪她時眼圈有點黑，但精神很亢奮，最後留下了這麼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別看我是個老板，凌晨兩點我還在碼頭接貨，天天眼圈是黑的；別看我是個農民，我的廠子養活了700多人。”
走馬浙江，隨處可見這樣自強不息、底氣十足的“小老板”，雖然他們的戶口本第一頁上還依然寫著“農業戶口”。
“浙江農民富起來的主要途徑就是讓千百萬民眾成為市場主體。”浙江省政府參事顧益康說，中小企業多是鄉裡鄉親的股份合作制“草根經濟”，一個中小企業辦成功，一批人都富起來。
諸暨市大唐鎮戶籍人口才三萬，卻有1萬多家企業，幾乎家家戶戶都辦企業，一戶人家兄弟姐妹幾個，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會拿出20平方米搞襪機。該市一位副市長形象地說：“諸暨就是一個大工廠，車間就在千家萬戶老百姓家裡，而且他們就是車間的老板。”他說，諸暨農民只要沒有大病大災，一般情況下，一家人一年賺個十來萬元沒有問題。
臨近春節，新昌縣羽林街道白段村村民俞丹丹正忙著採購年貨。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中，俞丹丹的工資收入達5.5萬，是她2008年剛工作時的兩倍多。7年來，俞丹丹在本縣的一家制藥廠從一線工人做起，如今已是車間統計員，收入逐年增加。
最新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浙江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保持高位的基礎上，年均增長14.5%。農民收入從“破萬”到“破兩萬”，浙江僅用了6年時間。
城鄉差距穩步縮小 “待遇”均等漸成現實
農村工業化、農民非農化步伐的加速讓浙江農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時，浙江農民在創富過程中“追趕”市民的腳步也沒有停止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穩步縮小。在剛剛過去的“十二五”期間，浙江農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4%，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0.9個百分點。
黨的紅船啟航地嘉興市2015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26838元，為浙江十一個地級市中最高。嘉興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僅為1.70：1，又為全省最低。
三年前，嘉興市嘉善縣姚莊鎮橫港村村民蔣蘭仙，將宅基地進行置換後，住了30多年的老房子，被置換成了鎮上分別為120平米和67平米的兩套完整產權公寓及兩個車庫，房產價值一下子漲了70多萬。
蔣蘭仙一家住大套，並將小套和車庫租出去，每個月能從中收到1000多元租金。蔣蘭仙的丈夫在工廠上班，而她自己則經營著一片果園，並兼職做理髮生意。“粗略地算個賬，這幾年家庭年收入翻番了，從以前的七、八萬，變成現在的近15萬元。”蔣蘭仙說。
嘉興市農辦幹部俞小琳認為，嘉興“均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在二次分配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務方面城鄉居民基本實現了均等化，“城鄉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一系列制度，嘉興都率先實現了無縫對接，連最低生活保障都實行了城鄉統一標準，月均588元。”
十六大以來，浙江省各地不斷增加公共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城鄉居民的“同等待遇”漸成現實。在全國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縣德清，附著在戶口本上的32項居民實際待遇差異被逐一消除，當地三合鄉一名在車禍中不幸遇難的農民因此得到了同城鎮居民一樣的賠償金（約為原標準的兩倍）。
導致產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大因素是財產性收入差距。在浙江，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大幕已逐漸拉開，改革的槌子開始敲響在長期“沉睡”、模糊化的農村集體資產。
2015年底，浙江在全國率先全面完成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全省近3萬個村的3500多萬農民當上了社員股東，完成了1159.6億元的經營性資產量化，“確權到人”讓農民增加了財產性收入，“權跟人走”讓有條件的農民放心進城。
“不讓一個困難群眾掉隊！”——政府為特定貧困群體“兜底”
2015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消除農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貧困現象的重大決策，提出不把絕對貧困現象帶入“十三五”。通過政策兜底，全省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所有縣的農村低保標準提高到4600元以上，新增低保人員12萬人，實現保基本、保民生。
今年72歲的陳朝貴是浙西鬆陽縣古市鎮寺口村農戶，無兒無女，沒有一技之長，僅僅靠種點糧食為生，生活極為拮據。記者在陳朝貴的登記卡上看到，他的個人事項被登記為基本情況、致貧原因、脫貧經歷、面臨問題、下步打算等幾類。村裡為他申請了低保補助，他的生活有所改觀。這兩年村裡茶葉市場快速發展，陳朝貴被聘為保潔員，每月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實現了脫貧。
“類似這樣的扶貧‘大數據’在浙江全省都已經建立，並且實現了電子化。”浙江省農辦（扶貧辦）副主任邵峰說。
經過精准施策、落實“一戶一策一幹部”幫扶機制，當年底的統計表明，全省21萬戶家庭人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農戶（43萬人），當年人均收入全面超過4600元——這一標準是全國絕對貧困線的兩倍。
縉雲縣將燒餅產業作為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舉措之一，政府為農民搭建“創客”平台，先後成立了“燒餅辦”，開設了“燒餅班”，一些從“路邊攤”做到“示範店”的模範戶，政府還要給予獎勵。此舉不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農戶”貧困現象，還在全縣掀起一股“兩創”的熱潮。
曾經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勞力而致貧的53歲農婦李美英，2014年參加了政府組織的燒餅師傅培訓，之後到杭州下沙開了一家縉雲燒餅示範店，兩年不到時間，她不僅還清了5萬元負債，還有了積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讓她驚喜的是，今年還拿到了政府給予的1萬元“示範店”補貼。
2003年，時任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現代化建設不能留盲區死角，實現全面小康一個鄉鎮也不能掉隊。”
過去的十多年間，浙江省委省政府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每五年出台一個推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扶持政策、上馬一個針對特定貧困群體的扶貧工程。“十二五”時期，浙江省財政每年向本省26個欠發達縣轉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億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年均增長25%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