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澍看來，以文村為例，鄉村的改變力量其實來自兩方面，一是政府，二是農民自己。
但即便如此，有過社會經驗的人都能預見，要求一個農民的訴求和一個獲得過普利茲克獎的教授百分百重合，這不可能。因而，在文村建設的數年里，王澍和太太陸文宇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滿足每家每戶的“個體化”要求上。道理很簡單，自己的居所，村民一磚一瓦都盯得緊。
陸文宇遇到過很多要求，“比如，這家檐口挑出來10厘米，隔壁不讓你挑你就不能挑；有一戶說，隔壁廁所不能放在我家西面，會破壞風水。做到這裡，建築的事情變成了社會性的工作。”
在文村新農居點的設計方案上，土地是高度節約化的，“整個村落表現出來的對自然條件的取舍，對土地的節約，大家自我控制的意識，這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的閃光，是一種美德。”原本按照別墅方式只能造15戶房子的地，被王澍重新規劃，能夠住24戶，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趨向——如果失去了高效的整體控制，大量農村就會變成龐大、無序的農居群。
給予一個家庭所需要的各種空間
陸文宇說，有一件事王澍一直沒有說，文村新農居實際上是第一個真正為農民做的房子。
“我們傳統的農居都不是農民造的，因為在傳統文化里，建築樣式與形制和國家制度一樣重要，所代表的是中國建築的最高審美。傳統知識分子地位很高，所以農民都要向知識分子看齊，住一樣的房子，叫耕讀傳家，那些房子代表了最高的審美價值。”
與過去的許多項目一樣，王澍的方案有一種使命感，實際上是試圖重構了對方的生活與文化方式。
從每家每戶的門開始說起。每戶都有一個精心設計的入口，不但是這戶人家的形象，也是尊嚴。門口有一個小空間，婦女可以和鄰居說說話，或者擺個小板凳剝剝毛豆、看看風景。還有一個小院子，這是中國人從公共空間到私密空間的陳述。院子里能看到風景，小孩可以在那跑，大家可以一起吃飯。還有作為象徵性的空間的堂屋，祖先、待客、議事，婚喪嫁娶……一個家庭必須有一個這樣的精神空間。
特別有意思的是廚房。“我們做的廚房，大小足夠村民把燒柴的柴灶重新做回去，我們沒有明講，只是提供了一個足夠尺寸的空間，我預料他們會這麼幹，果然這麼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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