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不會進入作品的那幾百個故事支撐著我對這個社會和現實的感受
記者：你在微博上就像是一個關心時事的憤青，我以為到了你這個年紀，對很多事已經不願意再多說什麼了。
余華：我們國家本來就缺少這樣說話的人。很多人曾經問過我，為什麼總是說我們國家不好的那些事情？為什麼不能提供一些好的建議呢？他們可能把作家的功能和管理家的功能搞混了，再說，誰會聽一個知識分子的批評呢？寫微博和寫小說不一樣，不僅要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還要想辦法讓自己的想法在網上能夠存活下去。
記者：從一個作家的身份變身到現在一個社會時評人，痛感的來源也不一樣，以前你想的是“我是誰？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現在則是這些入世的社會事件，如此一來，很難再回歸獨立作家的身份。
余華：對。但還是可以獨立出來，要寫的可能只有5%，但必須了解之外的95%。張藝謀拍《活著》時，侯孝賢是監制。張藝謀給我講了一個故事，當時侯孝賢說，“藝謀，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拍電影，我是這樣拍：當我拍這個樓宇的某個房間時，我的鏡頭裡可能只有這個房間，但我必須了解到這棟樓裡所有的房間和房間裡住的人。”我可能只寫一個小故事，但不會進入我作品的那幾百個故事支撐著我對這個社會和現實的感受，它們會讓我在寫作的時候心裡有底。
記者：當年純文學的這一批作家，現在都是非常關注社會和政治的時評家。
余華：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了，你很難做到視而不見，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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