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7日電／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在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中，江蘇南通是一顆璀璨的星，這座濱江臨海的城市，擁有中國近代第一座公共博物館、第一座獨立設置的中等師範學校……而這一切都與一個叫張謇的人有關。系於張謇（1853年—1926年）名下的有狀元、實業家、教育家、政治家、慈善家等諸多頭銜，這些頭銜串聯起了張謇服務故鄉、報效祖國的一生。張謇有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即與草木同生，不與草木同腐。”張謇留下的不只是“一二有用事業”，更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獨占鰲頭
1853年，如果以當時中國通行的紀年方式論，則是鹹豐三年，張謇出生在今南通市。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是地道的農民，家有兄弟五個，張謇小時也曾下田幹活，但據其自編的年譜記載，十二歲時，父親令他與叔兄、五弟“隨傭工鋤棉田草，大苦，乃益專意讀書”。那時，張謇已隨海門一位叫邱大璋的私塾先生讀書，有一回，張謇、張謇的父親和私塾先生同在一堂，堂前有人騎馬而過，私塾先生出上聯“人騎白馬門前去”，張謇對以“我踏金鰲海上來”，私塾先生和張謇的父親都大喜過望，倒是張謇的祖母聽說後，認為雖可喜，“但勿過譽之，成敗未定也”。
“獨占鰲頭”這個成語，讀者一定不陌生，科舉應考者豈止萬計，而能獨占鰲頭者只有狀元一人而已。張謇家族三代未得功名，為科舉考試的“冷籍”，出身冷籍者備受刁難，亦為社會輕視。張謇的父親聽從別人的建議，讓張謇認如皋的張駉為同族，化名張育才參加考試。1868年，張謇參加州試，成績欠佳，取在百名之外。老師宋璞齋斥責道：“譬若千人試而額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這招激將法果然奏效，張謇“凡塾之窗及帳之頂，并書九百九十九五字為志；駢二短竹於枕，寢一轉側即醒，醒即起讀，晨方辨色，夜必盡油二盞。見五字即泣，不覺疲也”，當年秋考中秀才。
考中秀才本可稍緩一口氣，但更惱人的事情卻發生了。張駉以張謇冒籍考試而不斷“索酬”，以致威逼恐嚇，向縣學狀告張謇，張謇也因此被縣學羈押三月餘。好好的一個小康之家，因此而負債累累。在冒籍風波中，19歲的張謇往如皋求見知縣周際霖和訓導楊泰瑛，楊泰瑛賄通周際霖，欲對張謇不利。張謇唯恐再被關押，深夜冒雨逃出如皋城。張謇在《歸籍記》中說：“時甫浚城河，緣河泥淖深二三尺，連屬不絕，雖雨勢稍細，而雲黝如墨，立橋下久之。易釘鞋，而藏鞋棄燈，持蓋柄為杖，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險易，行十餘步輒一蹲，足陷泥淖及踝……外雨內汗，襦褲盡濕，足疱累累，遂坐而待旦。日甫出，乘小車亟走，百三十裡一日而至通。”
透過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想見張謇當年走投無路的苦楚。1871年，江蘇學政彭久餘到通州，張謇與父親函告學官，“自檢舉被罔之誤”，并詳述被騙、被逼、被辱的種種事實和苦衷，請求主持公道，回歸原籍。幾經周折，兩年之後，經禮部核准，張謇“改籍歸宗”，總算了結這場無妄之災。這場磨難是張謇一生的財富，每當遇到挫折，張謇就會想起這段難忘的歲月，“知門戶憂患之遭，師友風義之篤”，志益堅而不退縮。
1885年，33歲的張謇參加順天府鄉試，位列第二。1894年，清政府為慶賀慈禧六十大壽，特設甲午恩科考試，張謇以一甲一名獨占鰲頭，考中狀元。古有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題名乃其一，這一刻當然值得張謇欣喜，但已過不惑之年的張謇，有更大的事情要操心。
實業救國
張謇高中狀元的這一年，天下并不太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第二年四月，守孝在家的張謇得到中國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義憤填膺，在日記裡寫道：“和約十款，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得失無論矣……”甲午戰爭給張謇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認為此時中國“求活之法，唯有實業、教育”，由此書生張謇走上了實業報國的艱辛道路。
張謇深知“實業之命脈，無不系於政治”。在中國近代史上，張謇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在政界擁有廣闊的人脈，但在創業之初，仍不免處處碰壁。大生紗廠是張謇創辦的第一家企業，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紡織企業。為了籌措資金，張謇幾乎是蒙羞忍辱，“求助於南皮（張之洞）無效，急告新寧（劉坤一）亦委謝不顧”；他到上海去籌措資金，因無旅費，只得賣字；他與上海商人嚴信厚接洽，想向其貸款，嚴氏提出的條件十分苛刻而未能成功。這一連串的困厄并未挫敗他的志氣，他說：“惟有忍氣待時，堅志赴事，更無他策。”
兩江總督劉坤一問張謇辦廠有何感受，他回答：“無他，時時存必成之心，處處作可敗之計。”劉坤一又問：“可敗，何計？”對曰：“先後五年（指1885年至1889年）生計賴書院月俸百金，未支廠一錢，全廠上下內外數十人，除洋工師外，一切俸給食用開支，未滿萬金耳。”劉坤一“俯首拊掌，嗟嘆久之”。
“時時存必成之心，處處作可敗之計”，這十四字中透露出當時興辦實業的艱難，也包含著張謇的人生大智慧，朝著認准的目標前進，盡心盡力解決面對的難題，見招拆招，不存私心。只要抱定這種精神去幹事，哪有辦不成、辦不好的道理？
1899年10月，張謇為大生紗廠公事廳題寫了一副對聯：“為大衆利益事，去一切嗔恨心。”這副對聯道出了他的人生追求。張孝若為父親張謇作傳時，提到了他的金錢觀：“應該用的，為人用的，一千一萬都得不眨眼順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連一個錢都得想想，都得節省。”1923年，張謇在大生紗廠股東會建議書中說：“今結至本月，計二十餘年，除謇自用於地方，及他處教育、慈善、公益可記者一百五十餘萬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餘萬，謇單獨負債，又八九十餘萬圓。”可見他為地方建設投入了自己絕大部分的收入，甚至負債也在所不惜。
在張謇等人的辛苦經營下，大生企業集團以大生紗廠為起點，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旗下有69家各類企業，業務涉足領域從紡織拓展到冶鐵、通信、運輸、金融等領域，形成輕重工業并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工業體系，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影響全國乃至海外。
如此龐大的企業集團，解決了萬千人的就業問題。為了解決大生紗廠的原料問題，張謇在沿海的東台、大豐、射陽等地興辦鹽墾公司，這裡原是煉制海鹽的基地，到張謇的時代，鹽產量越來越低，大片荒灘閑置，張謇擇能開發者開荒植棉，建立棉花生產基地。時人看張謇努力經營淮南墾地，可以養活不少百姓就作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範公堤外張公墾，飽腹心心十萬家。”範公堤是範仲淹主持修建的一條捍海堰，範仲淹與張謇都為民造福，因此能為歷史銘記。
舐犢情深
張謇不僅興辦實業，更注重發展教育事業，他有“父教育而母實業”的說法，認為“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昌”“不廣實業，則學又不昌”。在南通，張謇創辦了通州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紡織專科學校、盲啞學校、盲啞師範傳習所等。張謇在母親金氏的家鄉東台也有興學之舉，創辦了母裡師範。“母裡”即“母親故裡”之意。母裡師範共辦了九年，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翻譯家戈寶權、電機專家沈從龍早年均就讀於該校。
世人皆知張謇大力興學、作育人材之舉，卻忽視了身為一位父親，張謇對兒子張孝若的家教，其實這也是體現張謇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張孝若出生時，張謇已四十五歲，老來得子的張謇對兒子卻沒有溺愛。張謇有許多寫給兒子的文字，字裡行間，皆是濃濃情意。
1904年，張謇延請教師來家中教子，他為此制定了《扶海垞家塾章程》。由章程可見，張謇對其子的教育方式是中西結合，并明確認識到德智體美勞要全面發展，他開辦家塾的目的之一是“謀體育、德育、智育之本，基於蒙養，而尤在就兒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興味，使之易曉而直覺”，他設計的課程表，除了修身、國文、算術之外，還有圖畫、音樂、體操，每天上午十一點之後、下午四點之後是游戲的時間。章程中要求其子和同學們尊師愛友、守時好學、講究禮貌、愛護財物、清潔衛生。
張謇創辦的通州師範學校附設小學，張謇將兒子送到這裡念書。張謇常寫家書給兒子，1909年農歷正月廿八日的信中，張謇告訴將從初等小學畢業的兒子，“每日上課外，真能有兩三小時安心用功，不愁不長進。兒其自礪，成人之基在是”，幸好張謇的家書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我們今日還能睹其真跡，張謇在“安心用功”四字旁畫了幾個圈以示強調。張謇的正室夫人徐端在一年前去世，兒子又在外求學，心中的孤獨是可想而見的，在兒子面前，他袒露心跡：“父在外終日不閑，一到晚間無客不辦事時，便念我兒，又無人足解父懷，頗傷兒母，兒知父意否？”
張孝若的回信，有時不能讓父親滿意，同年農歷閏二月十七日的信中，張謇就說每次看到兒子的回信，都要改正，并要求兒子要看這些父親改過的信，“一一收好，須用紙夾，收得整齊”。張謇還要求兒子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做，“兒能做者，須自己做，切勿習懶。記得兒五六歲，吃飯拿凳，皆要自己做，別人做輒哭，可見兒本性是勤。現在寄父之訊，尚托人寫，是漸漸向懶，此大病也。兒須痛改！”
後來，張謇把兒子送到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念書。兒子遠離家鄉思念父親，父親又何嘗不思念兒子呢，1912年農歷三月卅一日，張謇在家書中說道：“兒今在校，須定心求學，不必常常思家，常思則苦，胸襟即不開展，亦有礙於身體。校規即不嚴，但得自己律身嚴，則焉往而不可。做人須自做，專恃校規管束，教師督促，非上等人格也。”他寄厚望於兒子，希望兒子學成後能繼續努力於實業與教育：“父豈不欲兒常在側？顧世事日變，非有學問，不能有常識，即不能有聲望。居今之世，若無學問、常識、聲望，如何能見重於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兒閱歷辛苦，養成人格，然後歸而從事於實業、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
這封家書，使人想起了張謇年輕時的一段話。1876年，24歲的張謇因家境艱難給人做幕僚，他說“此後之皮骨心血，當為世界犧牲，不能複為子孫牛馬”“當以勞死，不當以逸生”，有此鴻鵠大志，又能忍受磨難，方能成大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