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6日電／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報導，【典型案例】
2015年10月，某省屬國有公司董事長崔某未經前期充分評估論證，即決定啟動收購國外一礦產公司，後報省國資委批覆同意。2016年3月，評估確認國外公司礦產資源量和復產至165萬噸尚存不確定性，擴產至200萬噸所需資源量更存在較大缺口，預期收益判斷過於樂觀，計劃工期偏緊，建議慎重對待。崔某對該風險提示未予重視，自認為成本可控至較低水平，國際礦產市場短期內向好。6月，省國資委批覆同意技術改造後產量提升至200萬噸，批准技術改造資金15億元。10月，崔某主持召開改造方案匯報會，提出將方案由“技術改造”變更為“檢修復產”。會後實施方案將批覆的“技術改造資金15億元”變更為“檢修復產資金8億元”。2017年3月，省屬國有公司董事會補充審議通過檢修復產方案。因技術改造所涉整體設備設施未能更換，僅對原有老舊設備設施維護維修，導致生產系統無法穩定運行，事故頻發，產能低下，成本極高。2019年9月，因虧損嚴重全部停產。經鑒定，截至立案時，該公司因變更技術改造為檢修復產，致使技改資金流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億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崔某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崔某在改造方案匯報會上，擅自將國資委批覆的“技術改造”變更為“檢修復產”，並事後補開董事會通過“檢修復產”方案，屬於超越職權，故崔某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崔某在投資國外礦產項目時，嚴重不負責任，對風險評估意見未予重視；未按批覆方案進行技術改造，僅對項目進行檢修復產，最終造成國有資產巨額損失系其不正確履行職責所致，故崔某構成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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