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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金財 |
中評社台北12月27日電（作者 柳金財）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要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在2019年底12月31日強行通過“反滲透法”，引發台灣內部政黨間高度爭論，不僅政黨間欠缺溝通協商，公民社會也存在諸多疑慮。反對論者如前“總統”馬英九批評草率通過“反滲透法”，恐淪為特務治國；然民進黨主席卓榮泰卻批判，若解釋成“搞特務”，代表對這部法律極度不了解、心理在作祟，暗指馬則是站在“中國立場”。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直批民進黨版的“反滲透法”是“比威權更威權、比戒嚴法還要戒嚴的限制人民自由惡法”，應在最後關頭能緊急煞車阻擋立法。蔡英文則認為許多民主國家已制定“反滲透法”，“把反滲透法當作戒嚴，北京會欣慰，但國際社會將覺得不可思議。”
值得關注是，當國民黨領導批判民進黨當局制定“反滲透法”，是搞特務、回歸戒嚴、綠色恐怖，民進黨領導精英皆回應這是站在“中國觀點”、“北京會欣慰”，如此批判並不利於政黨政治良性互動，而是標籤化國民黨兩岸政策採取“親中”路線。至於折衷論觀點以為，如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呼籲蔡英文應懸崖勒馬，重大法案應聽從新民意做決定；並提出蔡英文應節制權力，不要成為超級魔獸“總統”。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則認為，條文的定義需要再講清楚。顯見，“反滲透法”在民進黨與台灣各主要政黨看法南轅北轍，反對黨普遍認為即使需要立法也應待新民意產生，不應倉促立法、疊床架屋及破壞法的秩序。
首先，制定“反滲透法”並未符合立法程序。國民黨及外界質疑“反滲透法”整部法案，只有民進黨團版本，並無“行政院”版，內容嚴重侵害民主人權，儼然“刑法”100條復辟。國民黨批評相對於其他政黨提出版本，皆明確其行政主管機關，而涉及人民人身安全、言論自由及集會結社權利、台灣安全維護重大法案，“政院”版本卻付之闕如。民進黨當局極速操作制定“反滲透法”，試圖整合獨派政黨及拉抬民進黨選情。民進黨宣稱在完成“國安五法”後要完成“最後一塊拼圖”，七月至十二月從提出“中共代理人法”到制定“反滲透法”，實為運用“主權牌”、“反中牌”動員及凝聚泛綠選民及凝聚政黨，以達選票極大化目標。
此次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迅速拋出原已擱置“中共代理人法”，改為制定“反滲透”。蔡英文曾表示大陸對台滲透已非常多，必須尋找適當的法令基礎進行反滲透。民進黨“立院”黨團在倉促之間排定11月28日舉辦公聽會、29日“立法院”院會中提案逕付二讀。且法案逕付二讀，並無在“內政委員會”逐條討論審議，同時亦無辦理多場次公聽會徵詢專家學者、公民社會團體的意見，如此倉促立法未能完全符合程序正義。
其次，“反滲透法”立法條文欠缺明晰性、解讀存在嚴重分歧。國民黨質疑法案內容定義模糊，例如“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但何謂“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法案皆無清晰定義。這可能導致原本單純的兩岸民間交流活動，例如登陸參觀、訪問交流、參加活動等，皆被認為是“受滲透”而遭處罰。例如第2條內容所指“滲透來源”其內容，其涉及對象仍過於廣泛、形同“霸王條款”，對在大陸發展的台商、台生、台青、台師產生“寒蟬效應”，籠罩綠色恐怖政治氛圍。且“反滲透法”所規定的刑責藉採加重處分，也未明文規範救濟管道及機制，完全委由檢察官查察，導致人民可能陷入冗長訴訟致侵害人權之保障。
民進黨則反駁“反滲透法”規範是破壞民主機制的行為，表示僅有故意行為始會處理，完全沒有指稱到對象，質疑國民黨卻說會影響台商、台生、台幹。各主管機關只能移送或函送，最後規範的還是行為，並無國民黨所指控所謂存在“思想犯”問題。民進黨當局以為“反滲透法草案”是在最小必要範圍內，針對違法從事捐贈政治獻金、助選、遊說、破壞集會遊行及社會秩序、傳播假訊息干擾選舉等行為，補充現行法律規範的不足，不是針對特定對象或身分，不觸及一般正常的兩岸交流，台商、台幹、台師、台生正常的經商、工作、生活、就學都不會受到影響。顯然，兩黨對“反滲透法”是否存在行政裁量擴大解釋及產生“寒蟬效應”，具有不同證論。
最後，法案急就章流於“拼湊”欠缺法的完整性。
執政黨以守護憲政民主、維護“國家安全”及維持社會秩序為由立法，而法案涉及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包括“捐贈政治獻金，或捐贈經費供從事公民投票案之相關活動。”“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各款行為。”“進行遊說法第二條所定之遊說行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擾亂社會秩序，或妨害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及“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或公民投票法第五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顯然，這些違反“反滲透法”行為已規範在各種法規中，既然民進黨以為“反滲透法”，僅是就違反政治獻金、選罷法、集遊法及遊說法來規範，並沒有架構性問題，又何須如此疊床架屋多此一舉呢？民主社會固然應確保安全之體制與立法，理應進行充分政黨溝通與社會對話，方能形成民主防衛機制。民進黨面對如此重大法案，在立法上宜尋求社會最大公約數。
是故，舉凡立法上應明訂行政主管機關、條文更加清晰明確，避免不確定性法律概念、增訂救濟條款設置救濟機制，避免法的制定淪為“拼湊法”；同時除須進行廣泛多層次政黨協商及對話外，應交由新民意討論決定，在立法程序上也應回歸“內政委員會”逐條審查，辦理多場徵詢利害關係者建議公聽會，甚至涉及人民重大權益維護必要時應先以公投法決議後再完成立法。若能在完整立法程序運作下，進行政黨與社會間充分溝通及協商，必能尋求最大公約數以建構完善安全法制，以衡平“台灣安全”與人權保障之衝突。
（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