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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認、迴避九二共識，絕不會有台海的和平穩定。 |
中評社╱題：否認、回避九二共識，不會有台海的和平穩定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本刊學術顧問
一段時期來，蔡英文和一些台灣綠營人士對於所謂民共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現狀，表現出一個重要特點：在一再宣稱民進黨“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同時，他們突出地否認、回避九二共識。
實際上，蔡英文是企圖形成台海和平穩定與“台獨”共存的局面，即“和平台獨”的局面。這一企圖充分反映了，他們完全昧於兩岸關係的大形勢，以及對於大陸兩岸關係立場和政策，一廂情願的認識和期盼。
兩岸關係的歷史和現狀已顯示，台海和平穩定，與“台獨”絕無可能共存。否認、回避九二共識，絕不會有台海的和平穩定。可以肯定，蔡英文的“和平台獨”幻想必定破滅。
九二共識客觀存在
是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
多年來，一些重要的民進黨政治人物，一直公開否認存在九二共識。例如，陳水扁多次宣稱，“九二共識是賣台共識”、“沒有九二共識，只有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精神”；蔡英文聲稱，“不存在九二共識”，等等。儘管具體表述不一，但這些說法共同的依據是，在1992年兩岸兩會的會談中，以及相關的文件中，都沒有出現“九二共識”四個字。這是罔顧歷史事實，並且偷換概念的邏輯，但對普通民眾卻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十分有必要重申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強調九二共識客觀存在，是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並據此批判，上述民進黨政治人物否認九二共識的言論，以正視聽。
“九二共識”四個字，是台灣著名學者、重要政界人士蘇起教授於2000年4月提出。蘇起在其新著《兩岸波濤——十年紀實》一書中，對此有所說明。當時，台灣正處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夕，一貫堅持“台獨”的民進黨即將開始執政，“兩岸關係充滿‘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令人十分憂心”。蘇起作為深度介入兩岸事務的學者，“希望用‘創意的模糊’設計給兩岸關係找到一個新的妥協基礎”，於是基於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的共識，以及“九二年到九五年的兩岸緩和經驗”，提出了“九二共識”的新名詞。顯然，蘇起是在2000年4月，為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的共識，定名為“九二共識”。兩岸多位1992年兩會會談的參加者，多次撰文、發言，證實了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達成了共識。此外，兩岸兩會陸續公佈的相關往來函電，也證實這一共識的存在。所以，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的共識是客觀存在的，對之命名的“九二共識”，自然是客觀存在，並不因這四個字是在1992年出現，還是2000年出現而有所不同。
確認九二共識客觀存在很重要，而確認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尤為重要。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緣起、會談的內容和進程、會談達成的共識，以及共識形成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都清楚顯示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1987年11月台灣當局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後，短短幾年中兩岸交流得到迅速發展。雖然這些兩岸交流涉及的都是十分具體的問題，例如“共同防制海上犯罪”、“文書驗證”、“掛號信函查詢”等等，但在兩岸關係的特殊背景下，兩岸協商處理這些具體問題，都不可避免地須面對兩岸“定位”這一核心問題。因為定位問題不解決，具體問題實際上不可能處理。所謂定位問題，就是兩岸各自如何定性兩岸關係，並進而確定兩岸在其中的地位。由於“文書驗證”、“掛號信函查詢”兩個具體問題，多次商談而沒有進展，兩岸都深切認識到，必須處理定位問題。儘管對定位問題兩岸存在嚴重分歧，但卻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即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是關於一個中國的內涵，兩岸存在重大分歧。這為兩岸達成關於“定位”問題的共識，提供了基礎。
從1992年3月，大陸提出關於定位的五種方案開始，兩岸經歷多次會談和函電來往，終於在當年11月以兩岸交換函電方式，達成對於定位的共識，即台灣方面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所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以及大陸的“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在海峽兩岸的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顯然，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正是兩岸關於定位問題的共識，由於有了這一共識，兩岸就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所以，不僅得以在保留各自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不同認知的同時，達成上述共識，而且為兩岸之間處理各項具體問題創造了條件。例如，久議不決的“文書驗證”和“掛號信函查詢”此後經過一次會談就迅速達成協議。另外，1993年4月實現了第一次汪辜會談，而且直到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之前的兩年多當中，兩岸還達成了一系列協議。這些事實顯示，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是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為兩岸建立初步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礎。
堅持或否認一中原則是決定台海和平穩定
或動蕩對抗的關鍵因素
從20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的二十多年，是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最重要、最複雜的轉折時期。在這20多年中，兩岸關係、台海局勢經歷了明顯的跌宕起伏。四十多年的隔絕被打破，兩岸交流迅速起步、發展，台海和平穩定初現端倪；兩岸“統獨”鬥爭明顯激化，台海動蕩對抗再度加劇；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新時期，台海和平穩定成為主流等等局面，相繼交替出現。導致上述局面相繼交替出現的具體原因很多，但歷史事實已一再表明，堅持或否認一個中國原則，是決定台海和平穩定或動蕩對抗的決定因素，即台灣當局接受、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就有台海和平穩定；台灣當局否認一個中國原則，就必然導致台海動蕩對抗。
從1987年底台灣當局開放部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到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之前的十幾年，是1949年之後的第一個台海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在這十幾年中，兩岸的經貿交流、人員來往，由於大陸對台灣開放，以“單向不平衡”方式實現；兩岸分別建立得到授權的“白手套”機構海協會和海基會，進行關於兩岸多項具體事務的協商，並簽訂相關協議，而且在1993年4月實現了兩岸兩會領導人的第一次會晤——汪辜會談；兩岸長期的嚴重軍事對峙明顯緩解等等。儘管兩岸多年的敵對還遠沒有完全消除，期間還曾經發生重大曲折，但總體上看，台海保持著較明顯的和平穩定。導致兩岸在歷經四十年的完全隔絕和嚴重對抗後，得以較快實現關係緩和、台海相對和平穩定，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關鍵因素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一貫堅定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自不待言；相繼在台灣執政的蔣氏父子，堅決反共、堅持與大陸對抗，但同時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立場。這決定了，儘管兩岸對抗長期而且嚴重，但主要是中國合法代表之爭，而不存在國家領土主權的分裂問題。所以，當內部和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兩岸的中國合法代表之爭，得到明顯緩解時，兩岸的對抗隨之得以緩解，從而實現台海的和平穩定。
實際上，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兩岸之間最基本的政治互信，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政治基礎。如本文前述，1992年11月兩岸達成的共識，就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擱置對於一個中國內涵的分歧，推進兩岸之間具體事務的協商、處理。尤其應看到，在1995年6月李登輝以校友身份訪美，特別是1996年3月李登輝在台灣進行台灣地區領導人“直選”，實際上是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從而導致兩岸關係再次高度緊張，台海再次嚴重動蕩對抗，但由於李登輝還沒有公然背棄一個中國原則，甚至表示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所以，事態終於有所緩解。1998年10月，在上海實現第二次汪辜會晤，並商定1999年9月，在台北進行第三次汪辜會談，因而兩岸關係又一度得到緩解，台海局勢有所穩定。這些顯示了，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對於兩岸關係緩和、台海和平穩定的決定性影響。
從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到2008年5月，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接受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的九年，是兩岸關係再次高度緊張、台海局勢再次嚴重動蕩對抗的時期。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以及2002年8月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是這一時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蘇起教授在其《兩岸波濤——十年紀實》一書中，對“兩國論”做了精辟分析：“‘兩國論’小組最根本的認知是，台灣（而非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剛好叫‘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與治權（而非僅治權）均不及於大陸，人民與領土也僅限於台澎金馬。換言之，他們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與大陸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內政問題，而是國際關係，適用於國際法與國際規範。它的最終境界就是：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兩國論”就是精心包裝的“台獨論”，在台灣島內和國際社會都有較大的欺騙性。實際上，1988年李登輝在台灣島內執政以來的十年中已經有大量“台獨”言行，拋出“兩國論”是他公然拋棄、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集中表現。由此，開始了兩岸關係再次高度緊張、台海局勢再次嚴重動蕩對抗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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