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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是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引領者。 |
中評社╱題：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國家認同的挑戰及對策研究 作者：鄧小冬（寧波），寧波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青年是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引領者。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關乎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由於成長環境的不同，使得台灣青年具有一些不同於大陸青年的群體特徵。部分台灣青年認為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在兩岸關係複雜嚴峻的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面臨著民進黨當局全面推行“反中”“台獨”路綫、島內“反中”民粹主義泛濫、美國不斷提升美台實質關係等挑戰。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要結合台灣青年群體特徵與面臨的挑戰，從加強台灣青年在大陸就業創業的政策扶持、落實同等待遇政策、改進兩岸青年交流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入手。
近年來，台灣接連爆發的“反服貿”、“反課綱”運動，凸顯了台灣青年存在的國家認同不足問題，蔡英文甚至提出了所謂“天然獨”的概念，引起了大陸的高度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化育後人”。〔1〕青年是國家的未來與希望，也是兩岸關係的未來與希望。在兩岸關係趨於複雜嚴峻的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對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祖國統一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旨在分析台灣青年群體特徵、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并提出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國家認同的對策。
一、台灣青年群體特徵
兩岸青年雖都是中國人，但由於不同的社會制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台灣青年具有一些不同於大陸青年的群體特徵。
（一）認為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受李登輝、陳水扁時期所推行的“去中國化”教育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台灣青年的對於國家基本知識的認知以及國家認同都發生了錯亂。在對國家基本知識的認知上，台灣青年一般認為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應當是“平等”的關係，即“你是國家，我也是國家”。〔2〕有些台灣青年雖然認同“九二共識”，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潛意識中仍認為兩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比如，在言談中會不自覺地將離開台灣說成“出國”。台灣指標民調在2013年所做的民調顯示，76.2%的青年人認為“兩岸是國與國的關係”。在國家認同上，認同台灣成為主流，認同中國成為可以選擇乃至否定的選項。《聯合報》2016年所做的調查顯示，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為73%，而各世代中以20—29歲年輕族群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最高(85%)。〔3〕《天下雜志》2020年所做的民調也顯示，20到29歲的年輕人逾八成自認是“台灣人”（82.4%），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為4.6%，認為“兩者都是”的比率為12.4%，為自認是“台灣人”比率最高的群體。〔4〕台灣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狀況也不容樂觀。公視“青春發言人”節目委托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首次針對青少年的“國家認同”調查發現，有78.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遠高於自認是“中國人”（0.8%）與“兩者皆是”（20.1%）的選項。〔5〕此外，在統“獨”立場上，台灣青年也是傾向“台灣獨立”比率最高的群體。有58.1%的台灣民衆主張“維持現狀”，但主張“維持現狀”的20-29歲的年輕人僅有29.2%，傾向“台灣獨立”的比率卻接近六成（包括主張“‘台灣獨立’，但與大陸維持和平關係”的49.4%與主張“無論大陸如何，‘台灣儘快獨立’”的9.1%）。〔6〕
（二）失業率高，薪資停滯甚至出現倒退，具有很強的“相對剝奪感”
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低迷、產業外移、傳統產業衰退，台灣青年陷入高失業率、低薪資、學歷貶值、學非所用的就業困境。在失業率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台灣青年失業率在2001年突破8%，之後一路攀升。全球金融海嘯時衝至高峰的14%，2013年也達到12%以上，是台灣全體民衆失業率的3.2倍。“行政院勞動部”公布的2018年青年(15-29歲)就業狀況顯示，2018年全體民衆失業率約為3.71%，較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的4.14%降低，不過青年失業率高達8.47%，超過10年前的8.34%，也遠高於全體民衆失業率的3.71%。“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年最新統計也顯示，15歲到29歲青年的失業率達8.3%，是台灣全體民衆失業率的兩倍多。雖然不同部門所統計的失業率在具體數值上有所差異，但都可以看出台灣青年失業率遠高於台灣全體民衆失業率，是台灣社會失業率最高的群體。在薪資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致使島內經濟形勢惡化，受此影響，2013年時島內實質平均月薪倒退到1997年水平。有數據顯示，2016年台灣的人均月薪為48790新台幣，在扣除物價指數後的實質平均月薪僅為46422新台幣，甚至低於2000年的同期工資水平。工作經驗不足的青年群體更是職場中的弱勢群體，有調查發現21-30歲台灣青年的平均月薪僅為26614新台幣，有95%的台灣青年不滿意目前職場生態，其中最不滿意之處便是“薪資太低”。〔7〕總體而言，台灣青年可以說是島內社會受經濟衰退影響最大的群體，成為擔憂未來“職涯茫茫”的“悶世代”。這也使得台灣青年具有很強的“相對剝奪感”，這也是他們頻頻參與社會運動發洩不滿的重要動力。〔8〕
（三）新媒體是台灣青年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并激發了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
新媒體是相對於報紙、廣播、電視、雜志等傳統媒體而言的。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新媒體也成為台灣青年獲取信息的首選渠道。有調查就顯示，85.4%的台灣年輕人傾向以網絡來獲取最新消息，其次為電視（13.4%），傾向以廣播、報紙、雜志來獲取最新消息的比率都不足1%。同時，網絡也是台灣年輕人最信任的信息來源。〔9〕台灣青年獲取資訊最主要的新媒體平台是Facebook與PTT。〔10〕這些新媒體平台通過網絡來傳播信息，具有傳播速度快、即時性強、傳播範圍廣等特點，為台灣青年獲取相關政治信息提供了更為便捷的途徑。不僅降低了台灣青年政治參與的成本，而且還具有交互式互動的參與特徵，極大地激發了台灣青年的政治參與熱情。比如，反服貿人士就利用Facebook、PTT等來構建龐大的動員網絡，直接引發了“太陽花學運”。2014年3月17日，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於“立法院”聯席會議上宣布《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通過審查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當天，“太陽花學運”主要組織者“黑色島國青年陣綫”就在Facebook上號召民衆於3月18日包圍“立法院”，這一號召一時間獲得了許多民衆特別是青年學生的響應，“太陽花學運”由此爆發。在占領“立法院”後，反服貿人士又利用Facebook、PTT等號召民衆聲援“立法院”內學生。在3月21日時，參與人數就將近3萬人。換句話說，大量學運參與者都是通過Facebook、PTT等新媒體平台來接受學運信息進而被動員起來參與到學運當中的。有調查就顯示，“太陽花學運”現場參與者將Facebook視為信息來源的比例占到調查樣本的87.3%，網絡新聞為71.5%，PTT為53.7%，其中有58.6%的參與者把Facebook當做是“最重要的信息來源”。〔11〕
（四）對大陸持矛盾糾結的複雜心態
兩岸交流近35年，雙方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兩岸在政治上仍處於敵對狀態，這也使得台灣民衆尤其是台灣青年對大陸持有矛盾糾結的複雜心態，主要表現為“政經分離”、“大陸政府與民衆分離”兩個方面。首先，在“政經分離”方面，指的是對兩岸經貿交流與發展兩岸政治關係持兩種不同的態度。台灣青年人願意到大陸求學就業，樂見兩岸經貿交流，但也擔心台灣過度依賴大陸影響台灣的政治安全。早在2008年，台灣《遠見》雜志的一項調查就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年輕人有來大陸工作的念頭。2015年，台灣TVBS民調顯示有34%的20至29歲的台灣青年有到大陸工作的意願。在2018年時，這一比例高達55%。〔12〕同時，多數的（55.31%）台灣青年世代偏向支持加強兩岸經貿交流，但又擔心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將不利於台灣的“政治安全”。比如台灣年輕人普遍擔心兩岸服貿協議會產生“由經入政、兩岸走向統一”的政治風險，超過六成的台灣青年反對簽署兩岸服貿協議。〔13〕其次，在“大陸政府與民衆分離”方面，指的是台灣民衆對大陸政府與大陸民衆具有不同的觀感。台灣民衆對大陸政府的認知仍較為負面，缺乏好感，但對於大陸民衆則有著較高的好感度。《聯合報》的2020年的“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就發現，六成六的台灣民衆對大陸政府印象不佳，但台灣民衆對大陸民衆的觀感好評上升至六成。〔14〕當前台灣青年一代雖不像老一輩成長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曾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教育與“白色恐怖”統治，普遍具有“恐共”、“反共”心理，但他們長期受到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獨”分子所推行的“去中國化”教育以及鼓吹的“台灣主體意識”的影響，對大陸充滿了新的偏見和敵視，比如認為大陸政府“專制獨裁”、“強勢霸道”，將大陸視為台灣的威脅。
二、新形勢下增強台灣青年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
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制度化溝通和協商談判機制中斷，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交流合作無法持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遭到嚴重破壞。在2020年成功連任後，民進黨當局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其“反中”、“台獨”路綫，兩岸關係面臨更加複雜嚴峻的新形勢，這給增強台灣青年國家認同帶來了諸多挑戰。
（一）民進黨當局全面推行“反中”“台獨”路綫
作為一個理念型的“台獨主義者”，蔡英文上台以來，以“維持現狀”為幌子，不斷利用行政力量、法律手段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推行其“反中”、“台獨”路綫，給增強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帶來了嚴重阻礙。
一是利用行政手段推行“去中國化”。2016年，蔡英文甫一上台，就任命潘文忠為“教育部長”，而潘文忠在就任第二天就以行政命令廢止了2014年通過的課綱微調。2017年6月，台灣“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推出了“12年國教社會科學領域課綱草案”，這一草案將高中歷史課綱中的“中國史”放到“東亞史”的脈絡，課程將不再分“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中國史”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將不復存在。2018年8月，台灣教育部門審議通過了這一課綱草案，即“108課綱”，并在2019年9月正式實施。在“108課綱”中，“中國史”在高中歷史課程中不僅無法獨立成册，而且在內容比例上也遭到大幅删減。比如，“中國史”在高中歷史課程中“國編本”8本時期占5册，“88課綱”6本時有3册，“95暫綱”6本時仍有2册多，“101課綱”6本時約占兩册，而到了“108課綱”，“中國史”僅剩1册的課量。〔15〕同時，“108課綱”的歷史教科書在具體內容上也“去中國化”。比如，直接否定1943年的《開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除了在教育領域推行“去中國化”外，民進黨當局還推動“去孫化”、“去蔣化”等行徑，將“去中國化”推向更廣泛、更深入的層次。
二是通過法律手段阻撓、限制兩岸正常交流。2019年7月3日，民進黨當局利用在“立法院”的多數優勢，三讀通過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正式完成“國安五法”的修訂。“國安五法”的修訂不僅直接封殺了兩岸政治協商談判的空間，而且給兩岸人員交流製造了諸多限制，特別是模糊不清的界定方式給從事或者參與兩岸交流的人員帶來很大壓力，影響了他們參與兩岸交流的意願。之後，民進黨當局變本加厲，在其主導下，“立法院”通過了“反滲透法”，使得從事兩岸交流活動的人員隨時有“觸法”與“違法”的風險，嚴重損害了兩岸民間交流意願。“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本次修訂，更將進一步擴大阻止島內民衆參加兩岸交流的範圍，這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惡法，等於再一次在兩岸交流上實行新戒嚴。”〔16〕民進黨當局動輒以“反滲透法”對從事兩岸交流的民衆進行恐嚇、審查，嚴重破壞了兩岸人員的正常交流交往。比如台“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求盤查各大專院校在兩岸學術交流中是否涉及“一中”。
（二）島內“反中”民粹主義泛濫
近年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股“反中”民粹主義思潮。在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蔡英文大打“兩岸對立牌”，挑動民衆的“反中”民粹情緒，為其勝選積攢了不少選票。有數據顯示，蔡英文通過刺激台灣民衆的“恐中”“反中”情緒，至少提升了10%的民意支持度。在勝選後，蔡英文更是繼續打“反中”牌，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在民進黨當局的惡意操弄之下，台灣島內的“反中”民粹主義愈發濃厚，呈現出“反中擴大化”的趨勢，輿論中充斥著對於大陸防疫工作的偏見與嘲諷，理性、客觀的聲音反而遭到壓制。比如，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無權參加衹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世衛組織（WHO）。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大陸方面及時主動地向台灣通報疫情信息，台灣也可以及時獲取世衛組織發布的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以及台灣專家以個人名義參加世衛組織相關技術會議。但民進黨當局仍大力操弄加入世衛組織的議題，在島內不斷煽動“反中”民意，營造大陸阻撓台灣加入世衛組織、不顧台灣民衆健康福祉的氛圍。陸委會的民調顯示，高達9成以上（91.6%）民衆反對大陸藉疫情“打壓”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傷害台灣人民健康權益。〔17〕
在“台獨”分子的操弄下，新冠肺炎議題也引發了網絡“反中”輿論的爆發。2020年初大陸遭受新冠疫情時，台灣網軍便藉機抹黑大陸、煽動“反中”民粹，他們污衊“中國研製肺炎病毒作為生化武器”、“中國是威脅全人類健康的元凶”，助力民進黨當局“藉疫謀獨”。甚至滯留湖北的台胞在網絡上也遭受人身攻擊，被指責“不要把病毒帶到台灣”。早在2020年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已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為“COVID-19”，但台灣當局及多個島內媒體則持續稱新冠病毒引發的肺炎為“武漢肺炎”。台灣當局與媒體持續使用這種歧視與污名化的措辭也使得部分台灣民衆堅持將新冠肺炎稱為“武漢肺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島內“反中”民粹主義的泛濫。比如，一位大陸網友在《兩岸青年說》節目中指出一位台灣網紅將新冠肺炎稱作“武漢肺炎”的錯誤，便遭到了來自島內大劑量的謾罵。網絡表達的匿名性以及缺乏責任約束的特點使得網民所表達的觀點往往趨於非理性化、偏激化。反映在兩岸關係上，兩岸關係中一旦發生一些突發事件，在網絡上往往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匯聚一些“反中”民粹主義言論。在此氛圍下，台灣青年更加難以形成對大陸的好感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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