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2014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放緩,而且台灣內部發生反服貿行動,但兩岸關係明顯緩和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就在這一大背景上,台灣方面不僅大力推進“爭取活動”,而且在明確得知大陸方面立場後,仍然堅持做最後努力,充分表現了對於通過在APEC會議上馬習會的方式,實現改變APEC慣例,由馬英九代表“台灣經濟體”,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迫切心情。這一迫切心情無疑主要來自台灣方面對於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的強烈願望,但同時也與台灣內部政局變化密切相關。可以合理推斷,如果馬英九能夠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無疑將十分有利於提振藍營士氣和他本人在台灣內部的聲望。這是馬英九本人的真正目的。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後,在進程明顯放緩的同時,台灣方面擴大“國際空間”的願望卻更迫切。這顯然與兩岸關係處於較長時期的明顯緩和,有十分密切的聯繫。所以,可以預料,這一趨勢將持續保持。但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敏感而且高度複雜,台灣方面積極擴大“國際空間”的努力,勢必成為兩岸關係在深水區的矛盾、磨擦易發點。
二、2014年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表明,這一問題仍然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問題之一,未來前景首先取決於兩岸關係,同時與台灣內部政局及其變化也密切相關。
2014年發生的上述兩個事件充分表明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仍然是、始終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從台灣方面一開始“爭取活動”,大陸方面就明確表示了立場,支持實現習馬會,但不能借助包括APEC的國際場合;台灣方面所做的論述,APEC是“經濟體”會議、馬英九是以“經濟體領導人”身分與會等,表現了爭取馬英九代表台灣出席北京APEC會議的真實目的。《聯合報》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在台灣內部突出的敏感性、嚴重性。台灣方面的“爭取活動”未能成局,更是全面顯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從來取決於這一問題與兩岸關係的核心內涵,即堅持還是否定一個中國原則,反對、還是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直接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2008年以前的兩岸關係嚴重對抗時期,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顯而易見;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以後,由於兩岸關係的明顯緩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似乎在一定程度被掩蔽。但實際上,這一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繼續存在並不斷表現。2008年之前與之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2008年之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重點是,與大陸爭奪“邦交國”、爭取參與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2008年以後,則重點在於參與國際合作的組織與活動,並且在這些參與中“提升”台灣的“地位”。2014年台灣的“爭取活動”清楚顯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重點的這種變化。所以,無論重點如何變化,這一問題事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也不可能變。
194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歷史表明,兩岸關係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有直接的決定性影響。兩岸對抗與否、對抗是否嚴重,都直接決定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有無、大小。此外,台灣內部政局主要通過影響兩岸關係,也對台灣“國際空間”有重要的影響。這兩方面影響在2014年有充分表現,在未來時期將仍然有重大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導致兩岸關係發生重要變化,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也完全可能隨之出現新的重大變化。
三、2014年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沒有表現明顯的對抗性,對兩岸關係的不利影響不突出。這是兩岸關係明顯緩和的表現。這一趨勢能否延續,同樣取決於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政局未來的變化。
雖然2014年是2008年以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最為突出的一年,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發生的兩個事件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對抗性。《聯合報》的調查顯示,受調查的台灣民眾雖然認為,兩岸關係外交領域的競爭加劇,但並沒有真正達到“緊張或競爭”狀態,而仍然處於“和緩”狀態。台灣的“爭取活動”,雖然規模大、層級高,但基本上不是兩岸爭奪,而是台灣爭取“參與”;大陸雖然持否定立場,但並未“打壓”台灣。所以,2014年中沒有因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兩岸關係產生明顯不利影響。
從1949年至2008年,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一直是兩岸嚴重對抗的主要內容之一。2008年以後,這種嚴重對抗的兩岸關係明顯緩和,也逐漸減少。在2008年至2012年期間,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得到明顯緩解,不僅“邦交國”沒有減少,而且開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大會。2014年台灣的“爭取活動”,是台灣的爭取擴大“國際空間”的一項重要行動,如在2008年前,肯定引起大陸方面的“打壓”。但是,在台灣“爭取活動”的全過程中,大陸方面雖然一再公開宣示對台灣“爭取活動”的否定立場,卻並沒有對之進行“打壓”;台灣方面雖然一直堅持“爭取活動”,但並沒有對抗行動。顯然,對於台灣的“爭取活動”,兩岸在各自堅持自己立場的同時,都沒有採取對抗行動。所以,儘管台灣的“爭取行動”未能成局,但既沒有導致兩岸在國際上的嚴重對抗,也沒有對兩岸關係形成直接、明顯的不利影響。但必須指出,台灣的“爭取活動”,仍然對兩岸關係有不可忽視的不利影響,主要是較大程度地損害了兩岸的互信,從長遠看,這將有重要不利影響。
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兩岸對抗的減少,同樣直接取決於兩岸關係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台灣內部政局及其變化的、間接然而重要的影響。實際上,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對抗性,就是兩岸對抗性在外交領域的反映。所以,兩岸對抗性的減少,必然導致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對抗性的減少。這是2014年台灣“爭取活動”,沒有引發兩岸嚴重對抗,對兩岸關係沒有帶來直接、明顯損害的基本原因。至於台灣內部政局,同樣是通過影響兩岸關係的對抗性,而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抗性產生間接的重要影響。所以,2016年如果民進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是否重新對抗,因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抗性是否重現,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2月號,總第2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