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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制和平相處，相得益彰，就是“一國兩制”的成功。 |
中評社╱題：從香港回歸實踐歷程透視兩地相處之道 作者：李環（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港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博士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典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第一個實踐者，而且在於中國如何管理一個英國的前殖民地、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個與中國內地城市有著較大差異的地方。兩制和平相處，相得益彰，就是“一國兩制”的成功；相反，若兩者在相處過程中都難以找准自己的位置，互相妨礙，甚至兩敗俱傷或一方受到重創，那則不僅有違“一國兩制”設計的初衷，而且將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挫敗。
因此，“一國兩制”的實踐，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兩種不同制度的相處問題，具體而言，是內地與香港的相處問題。本文集中論述兩地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及解決之道。
歷史記憶：中國人？香港人？
談論今日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離不開兩地錯綜複雜的歷史牽連。今日兩地間出現的諸多摩擦，乃至衝突，有不少是歷史的種子結出的苦澀之花。從19世紀40年代英國攫取香港到1997年把香港交還給中國，香港在行政管理上脫離中國長達150多年，這種“脫離”帶來的影響不僅是政治經濟上的，更是社會文化、日常感情上的。香港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從熟悉到隔膜，從“家鄉”到“他鄉”，基本經歷了“家在內地——家在香港（香港本土意識的萌生與發展）——中國成為疏離的‘他者’——主權回歸，人心難歸”的過程。基於這樣的歷史記憶，香港對20世紀80年代的中英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基本法》的頒佈，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等與香港未來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的看法也與內地存在差異。這種差異為回歸後兩地關係的發展投下陰影，但由於種種原因，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數年，雙方都沒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就兩制對接、兩地關係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1年1月，英軍強行佔領香港島，1842年8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江寧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此後，英國又通過1860年的《北京條約》（《續增條約》）、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獲取了九龍半島和新界的大片土地。至此，香港與中國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上分離，但由於英國人主要是利用香港打開對華貿易，所以並沒有在香港投入太多，且邊境開放，人員自由往來，到香港的人多是出於“搵食”考慮，根基仍在內地。因此，從1841年到清王朝的覆滅，乃至中華民國時代，香港與內地在社會文化上並沒有明顯的分野。殖民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及對華經濟利益，希望在香港塑造一種華洋共處、互相合作的局面，實際效果也確實如此，如20世紀20年代省港大罷工期間，一些華人精英主動協助英國殖民政府恢復社會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利用中國國內矛盾，繼續霸佔香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的政治意涵陡然突出，它成為世界上主要力量的競逐之地、遠東最大的情報中心。英、美、日、蘇，中國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利用這個城市收集情報，謀取政治經濟利益，如美國希望英國保持這塊殖民地，視香港為圍堵亞洲共產主義力量的橋頭堡，英國希望利用香港與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做生意”，中國則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利用香港分化英、美。1949年，港英政府頒佈《1949年移民管制條例》，開始實行邊境管制，限制中國內地人進入香港，並為香港居民發放身份證。這次立法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對抗剛剛成立的紅色中國，但客觀上也為生活在香港的華人建立起一種獨立於中國內地人的身份。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識萌芽。伴隨著二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成長，他們在身份認同問題上出現新的認知——雖然仍接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但中國內地已成為陌生的“他者”，他們開始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投入更多的關注。港人這種意識的萌生與發展，既與港英政府有意無意的引導、強調有關（如為回應“六七暴動”改進施政手法，麥理浩時期雄心勃勃的“香港發展計劃”），也與香港社會自身的發展有關（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港人對本地勞工、福利等問題的關注）。總之，六、七十年代是香港社會急速變化的時期，經濟快速發展，富裕人群增加，生活環境改善，政府改進施政手法，主動介入香港民間社會，社會運動不斷出現，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文化開始形成，“中國”的形象最終在忽遠忽近中成為“他者”。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已經在政治上、文化上開始確立一種有異於中國內地的“身份意識”，雖然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這種“中國人”的內涵已經是與內地人不同的中國人，或者是一種“高級華人”。
1997年的香港，因天時地利人和之因素，已由一個落後的小漁村發展為一個經濟高度發達、開放的資本主義城市，傲然躋身於“亞洲四小龍”的行列。在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結構、身份認同、本土文化等都開始發生變化。香港經歷了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中的迷茫，在對中國內地進行“他者”區隔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如果說中國人是一種國族意義上的認同，那香港人則是伴隨著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長形成的一種地方/本土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1997年下半年“市民的身份認同感”民調，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佔35.9%，廣義香港人的佔59.5%，廣義中國人的佔37.8%。①
對於1997年香港的回歸，中國內地的主流敘事（包括官方與民間）是“百年恥辱一朝雪”。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內地的中國人大都認為，這是中國強大起來的一種象徵，是民族感情的一次凝聚。在整個回歸過渡期，尤其是1997年7月1日那一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很多內地人想當然地以為香港人也會同樣抱有“普天同慶”的心情，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對於回歸，香港不同階層不同世代的人持有不同看法。面對1997這個年份，港人心態複雜，不一而具，從“九七大限”、“有錢有辦法，沒錢基本法”等流行語，以及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和諸多被視為有政治寓意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可以窺見這個城市“無助、無奈”的微妙情緒。
根據1982年公佈的三項民調，均顯示維持現狀的比例高企。香港革新會民調顯示，70%的受訪者希望維持現狀，只有4%的受訪者希望將香港主權交給中國；②浸會書院訪問了共雇傭超過10萬人的545間機構，結果有85%機構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三十至五十年，但主權則可回歸中國；③香港觀察社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面對面訪問了1000名15歲至60歲的香港居民，87%受訪者接受由英國繼續管治。④不過，在過渡期的後期，支持回歸的比例大為增加，主要是商界人士和“民主回歸”論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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