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國奧巴馬政府開始推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同時美國對南海問題政策開始進行重大調整，在過去五年多當中，美國南海問題政策的重大調整集中於三個主要方面：第一，不斷增強對於南海問題戰略地位的重視程度，該問題已成為美亞太戰略突出的重點；第二，以維護並主導南海的和平穩定為目標，制定一系列具體政策；第三，開始全面採取行動，實際推進美國的南海政策。2015年2月，發表的奧巴馬政府《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6月發表的美國國防部《美國軍事戰略》中，以及2014年6月發表的《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中，南海問題都佔有重要地位。在這些報告中，把南海問題與相對傳統的恐怖主義活動、朝核問題等並列為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必須重視的是，在此之前的多個同類報告中，卻幾乎沒有提及南海問題。這清楚顯示了，美國大力提高了對南海問題戰略意義的重視。
2010年以後，特別是2013年以來，奧巴馬總統、以及美國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國防部長，在多個場合、以多種方式，密集地闡述了美國關於南海問題的立場、原則，以及擬採取的主要措施，密集程度前所未有。表明美國新的南海問題政策已基本形成。其要點包括：強調美國在南海有重要國家利益，包括維持區域和平穩定、航行與飛越自由、商業貿易等等；反對片面改變南海現狀，包括反對南海軍事化、反對在南海人工造島和建設軍事設施；主張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做為解決爭端的法律基礎，等等。2013年以來，在不斷推出相關政策的同時，美國已採取一系列落實其南海問題政策的實際行動。主要有：大力強化與日、菲、澳等盟國的軍事同盟，積極構建與印(度)、越的夥伴國關係；頻繁舉行與相關國家雙邊和多邊的軍事演習、擴建或新建軍事基地；在各種多邊國際場合，一再挑起關於南海問題的爭論，等等。
上述2010年以來的，美國對南海問題政策的重大調整，表現出三個主要特點。第一，美國的南海問題政策調整，不是一個孤立進行的單項政策的調整，而是做為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同步推進的重要政策調整。二者不僅幾乎同時啟動、同步推進，而且南海政策調整實際是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起步點，更是其不斷拓展、深化的有效通道。幾年來，正是在南海問題政策調整的同時，以及在南海問題政策調整的基礎上，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得以順利進行，取得令奧巴馬政府比較滿意的成效。
第二，美國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不是南海島礁、海域歸屬爭端的聲索國。美國南海問題政策調整的目的，不是爭取或擴大某項具體利益，而是有著更高層次、更重要的戰略利益，即通過相關政策調整，由美國為南海問題的管控、處理“立規矩”，從而實現美國對此的主導作用，而且在獲得南海問題主導作用的基礎上，美國將可以進一步謀求在整個亞太地區的主導作用。這正是美國調整南海問題政策，做為其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組成部分的最清晰表現。
第三，美國南海問題政策調整，具有針對中國的明顯意圖。從所謂的“反對改變南海現狀”，到“保持南海和平穩定”，再到“以《聯合國海洋公約》為法律基礎，其中每項具體政策調整，都明顯地企圖限制中國。特別是，美國強化與盟國的軍事同盟、加強針對南海問題的軍事部署，更是明顯地企圖遏制中國。美國南海問題政策調整的這些特點，是該調整對美台關係影響的基礎。
2、台灣南海問題政策的調整
如前所述，1949年以後，主要因為受制於特殊的外部環境，幾十年來台灣當局在南海問題上一直處於無所作為，也難有作為的狀態。但儘管如此，台灣當局還是堅持了「中華民國”對南海島礁、海域的主權。主要是堅持了對東沙群島、太平島的“有效管轄”。同時，台灣當局還陸續採取過其它相關措施，包括1956年派遣海軍陸戰隊進駐太平島；台行政主管機構1993年公佈“南海政策綱領”及其《實施綱要》；1995年行政主管機構設立“南海突發事件緊急處理小組”；2008年陳水扁提出“南海倡議”，並於2月登上太平島，等等。
2008年，馬英九在台灣執政後，台灣的南海問題政策轉趨積極。特別在2012年開始的馬的第二任期中，隨南海問題明顯激化，台灣的南海問題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主要是，在繼續堅持甚至有所強化對南海島礁、海域主權的同時，明顯改變了長期在南海問題上不作為的狀態，開始積極參與南海事務。在2012年到2015年期間，馬本人親自出面，多達幾十次地以發表講話、接受媒體採訪、發表文章等多種方式，宣揚台灣關於南海問題的立場和主張，並且不顧美國壓力，堅持於1月28日登太平島視察；台灣外事部門共發表十四份關於南海問題的聲明和新聞稿；台灣立法機構於2014年5月，通過關於南海問題的共同聲明決議。特別是，2015年5月，馬發表“南海和平倡議”；7月，台外事部門發表“中華民國對南海問題之立場聲明”。
台灣當局對於南海問題的這種重視與積極態度前所未有，清楚顯示了台灣南海問題政策的重要調整。但須看到，雖然2013年台菲“廣大興28號漁船事件”後，台在巴士海峽海域採取聯合護漁措施，以及從2013年開始，維修太平島碼頭和機場跑道，但除此之外，台灣並沒有在南海採取有實質意義的行動。
2010年以來的台灣南海問題政策重要調整，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台灣大為強化了堅持南海島礁、海域主權的力度。無論是馬本人還是台外事部門，以及其它相關部門，關於南海問題的言論、聲明等等，都突出地強調“中華民國”擁有南海各島礁、海域的主權，而關於其根據則十分強調“歷史性”。第二，表現出對於參與解決南海衝突的高度重視，特別強調衝突的“和平解決”。不僅在所有的相關言論、聲明中，“和平解決”都是與台灣主權並列的最重要的內容，而且還以馬的名義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議”。台灣南海問題政策重要調整的這兩個特點，實際上表現了這一調整的目的是，通過突出台灣對南海島礁、海域的主權，把握南海問題激化的機遇，積極爭取台灣關於南海問題的參與權、話語權。
3、美、台各自南海問題政策調整與碰撞對美台關係的影響
長時期以來，美、台對於南海問題的政策，都處於不作為狀態。因此，美、台在南海問題上不存在政策碰撞，這決定了南海問題對美台關係沒有影響。但是，隨南海問題的激化，美、台對各自南海問題政策的調整，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某些政策的碰撞，因而南海問題對美台關係的影響將不可避免地發生。
美國不是南海島礁、海域主權歸屬的聲索國；而台灣雖然堅持對南海島礁、海域的主權，但顯然並沒有，也不可能有，將其“有效管轄”，進一步擴大至太平島之外範圍的意圖和行動。因此，按道理說，即使美、台各自的南海問題政策都由不作為轉趨積極，也不應發生相互政策碰撞。但近年的事實顯示，不僅美、台之間已發生南海問題政策碰撞，而且有不斷增多的趨勢。這表明，美、台各自對南海問題政策的調整，在深層次上存在著發生政策碰撞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關鍵在於，如前所述，美國南海問題政策調整的目的，或者說戰略意圖，不是謀求美國的某項具體利益，而是為管轄和處理南海問題“立規矩”，從而確立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導作用”，以及對中國的遏制，並由此進而謀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作用，美國“立規矩”的這一目的，已導致與台灣堅持並突出對南海島礁、海域主權的政策發生碰撞。例如，美國就“U形線”問題對台施壓、反對馬英九登太平島，以及反對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合作，等等。而且可以預料，由於事關美國戰略利益，美國不會放棄在南海問題上“立規矩”的目的，美、台之間的南海問題政策碰撞將繼續發生，南海問題對美台關係的影響將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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