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特對華態度變化中的“錯位”現象
特朗普對華態度的迅速變化中，存在明顯的“錯位”現象，但卻沒有受到人們的應有的重視。其實稍做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特朗普執政前對中國的“指責點”，與執政後對中國的“友好點”並不一致，甚至完全無關。筆者將這一現象稱為，特朗普對華態度變化中的“錯位”現象。具體而言，特朗普執政後的對華態度改變，不是改變了其執政前對中國的指責，那些指責基本沒有改變、放棄，繼續堅持，但特朗普對於中美關係的大原則，做出了對中國的友好表示，而這些恰恰是他執政前指責中國時完全沒有涉及的。這種“錯位”現象，正是特朗普改變對華態度的深層次特點。
如前所述，執政前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威脅集中的問題，都是中美經濟關係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存在已久，一再引發中美摩擦，有時還達到很嚴重程度。但這些問題從來沒有對中美關係形成全域性嚴重損害，在中美關係中從未居於首要地位。特朗普執政前，就這些問題集中指責、威脅中國，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儼然已成為中美之間最突出的首要問題，以至於人們擔心，特朗普執政後中美將因此發生激烈貿易戰。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執政後，儘管中美關係迅速而明顯地改善，沒有發生貿易戰，但就在習特通話後一周的2月16日的記者會上，特朗普在此重複了中國“匯率操縱國”的指責。雖然特朗普也對日本、墨西哥，以及中國台灣進行了類似指責和威脅，但力度明顯不如對中國的大，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最大的交易夥伴國，必然首當其衝。顯然，對中國的這種指責、威脅，反映了特朗普作為一個成功的大商人的治國理政理念。第一，美國經濟嚴重不振，提振美國經濟是特執政的首要目標；第二，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公正”處境，是導致美國經濟不振的最基本原因；第三，美國須運用自己的優勢，改變所處的“不公正”處境。實踐將檢驗特的這些理念的正確與否，筆者不在此予以評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堅持這些理念，並在其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中表現出來。
至於特朗普執政後對中國態度的變化，本文前已指出，這種變化集中於中美關係的大原則問題。這些問題特朗普在執政前完全沒有觸及，所以，嚴格講特朗普執政後並不存在“改變”的問題，只是做出正面論述而已，這當然比進行“改變”容易而且迅速。必須重視的是特執政前後關於一中政策的論述，有重大的實質性改變。執政前，特認為一中政策只對中國重要，要求中國以在匯率等問題上“讓步”，換取美國執行一中政策；執政後，特表示充分認識奉行一中政策對美國的重要程度，將堅持奉行之。這是重大實質性改變。至於特朗普做出正面論述的動機，筆者簡單揣測是，特朗普作為一個精明的大商人，並且正在努力成為合格的美國總統，當然明白解決中美之間任何問題，美國的指責、威脅於事無補，只能通過談判、協商處理，所以，中美之間必須儘快形成適宜談判、協商的氣氛和環境。對此，特朗普對中美關係大原則做出正面表述，既是有效的，更是必須的，同時還是可以迅速實現的，事實已經充分顯示了這一點。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迅速而明顯的變化，為未來通過談判、協商處理中美之間各種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已經創造了有利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知，特朗普執政後對華態度的改變，具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改變迅速明顯；其二，具有明顯“錯位”現象。對於特朗普執政後對華態度迅速、明顯的變化，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應予以積極的評價。首先，這一變化，迅速、明顯地改變了特朗普執政前中美關係短暫、但卻相當嚴重的緊張氣氛；其次，這一變化為未來中美關係的向穩、向好發展，提供了新基礎、新前景；第三，這一變化又一次顯示，筆者曾多次論述的中美關係歷史邏輯，必將在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再次得到表現。
特朗普對華政策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
特朗普執政已經四個月。經歷對華態度的變化，特別是對其對華態度變化中“錯位”現象的分析，已經可以對其對華政策的大框架，以及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做出預判。
1、特對華政策大框架，最終將延續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基本共識，但其具體的內涵將表現出強烈的特個人色彩，相關經濟議題將佔突出地位。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的近四十年中，經歷了美國六任總統的多輪中美關係磨合，美國兩黨已形成了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共識。其要點是：中美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國家關係之一；保持中美關係穩定、不斷推進中美合作，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堅持一中政策，是保持中美關係穩定、促進中美合作的政治基礎。儘管冷戰後三任美國總統執政初期，其對華政策都是曾有所搖擺，導致中美關係不同程度下滑，但經過中美的磨合，美國的對華政策大框架，最終都回復到上述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基本共識。在此基礎上，中美關係不僅恢復相對穩定，而且得以取得新發展。這是中美關係深層次的歷史邏輯，不會因美國總統的更迭而改變。特朗普執政，強烈地反傳統、反建制，但其執政前後對華態度的變化，卻顯示了其對華政策大框架，最終將延續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基本共識。
但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具體內涵，將表現出強烈的個人色彩，主要是經濟議題將在其對華政策中佔有突出地位。經濟關係歷來是中美關係重要組成部分。2009年以來每年一次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成為中美之間最高層次的官方對話機制，充分表現了中美經濟關係的重要性，以及中美兩國政府對中美經濟關係的高度重視。但長時期以來，中美之間的政治、戰略議題始終在中美關係居首要地位。特別是中美政治、戰略摩擦，更是始終對中美關係全域有著遠超經濟摩擦的重大影響。這是中美關係是兩個有著重大差異的大國的關係決定的。特朗普執政，把提振美國經濟作為其執政首要目標。出於其偏執的個性，特朗普不是把包括中美經濟合作在內的國際經濟合作，視為提振美國經濟的重要助力，反而認為這種合作是他國受益、美國受損。在特朗普執政後，中國一直在人民幣匯率等經濟議題上，受到特朗普指責、威脅，他一直企圖迫使中國在這些議題上屈從美國的意圖。實際上，在特朗普執政前後對華態度變化中出現的“錯位”現象，就已經清晰地表現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即在保持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的基礎上，突出中美經濟摩擦，並爭取按美國意圖、以對美國最有利的方式予以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強烈個人色彩，在首先表現於經濟議題更加突出，甚至佔據首要地位的同時，還將表現於特朗普處理這些議題的方式和策略。特朗普是一個精明的成功大商人，現在成為美國總統，其商人理念、思維方式和成功經驗等，必然在包括對華政策的各項政策的制訂與推行中有充分的表現。首先，特朗普一參加競選就提出了“讓美國重新偉大”和“美國優先”的口號，而在其勝選和執政後，這兩個口號成為了他執政的總目標和總方針，肯定將堅持執行，成為其各項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基礎、出發點和指導原則。其次，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一切皆可交易”的商人理念，將在其執政中，特別是處理相關國際摩擦中，得到充分表現，成為一個基本方式，即通過“交易”爭取對美國最有利的結果。在處理中美相關摩擦時已有嘗試，試圖以美國奉行一中政策，與中國在匯率問題上的“讓步”做“交易”。雖然不成功，但肯定會繼續嘗試。第三，特朗普集冒險性、投機性與務實性於一身；重視具體利益，且精於算計具體利益。這些特點在其制定和推行包括對華政策的各項政策時，都會有充分表現並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現在，特朗普正處於由一個精明的成功大商人，向合格的美國總統的轉變之中，轉變能否成功還很不確定。但無論轉變是否成功，特朗普的各項政策，包括對華政策，都必將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這正是特朗普極為鮮明、獨特的個人特質決定的。
2、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將持續保持總體相對穩定，但仍然摩擦不斷，特別是經濟摩擦加劇的可能性將明顯增加，能否將經濟摩擦保持在可控範圍內，將成為中美關係保持總體相對穩定的關鍵因素。
如前所述，特朗普執政前後對華態度迅速、明顯地改變，導致了中美關係迅速、明顯的變化，由人們擔心的緊張和可能發生嚴重對抗，轉變為明顯的向穩、向好。這預示著，在特朗普執政的未來時期，中美關係將可持續保持總體相對穩定。由此，不僅在特朗普勝選後曾短暫出現的對於未來時期中美關係的嚴重憂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而且從奧巴馬執政後期開始積累的，對於中美關係前景的嚴重憂慮，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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