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國支持而不軍事保護台灣”的美台關係大框架繼續基本保持。但“支持”的內涵明顯擴大，尤其“支持”的軍事合作內涵強化。
1979年1月中美建交的前提是美國被迫接受了大陸關於美台關係的“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建交後，1979年4月美國製造並實施“與台灣關係法”。由此，形成了美國“支持而不軍事保護台灣”的美台關係大框架。四十年來，在這一框架基本保持的同時，實際上美國一直在不斷擴大“支持”的內涵，而且主要是強化支持的軍事色彩。40年來美從未停止對台軍售，不僅已成為美台關係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的熱點。
2017年1月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國會中的反華親台勢力，大肆鼓噪強化支持台灣的“獨立主權”地位。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則對此翹首以盼。過去兩年多當中，美對台軍售、美台軍事技術合作等不斷有所強化。特別是，2018年夏天至今，美軍艦在“維護航行自由”旗號下，已6次通過台灣海峽。這些實際上都是美國“支持”台灣內涵的進一步擴大。蔡當局則自認為，這些就是美國承諾“軍事保護”台灣，而倍感鼓舞。但實際上，特朗普政府沒有，也不可能突破“不軍事保護台灣”的底線。對於上述作為，特朗普政府自欺欺人地認為，仍然衹是強化支持“台灣”，而不是“軍事保護台灣”。美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意圖主要是顯示“維護航行自由”決心之大，而不是“保護台灣”，更不是“保護‘台獨’”。美國如“軍事保護台灣”，就意味著準備為“台灣”，甚至為“台獨”與中國打仗，而這是1949年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都極力避免的災難。時至今日，美國“軍事保護台灣”，衹會陷美國於更慘重的災難。對此，特朗普政府有清醒估計。這正是突出“保持台海現狀”的政策目標的根本原因。可以預料，未來兩年中，特朗普政府還會擴大“支持”台灣的內涵，以強化對台灣的“支持”，但美台關係“支持而不軍事保護台灣”的基本框架不會，也不可能有突破性改變。
（四）特朗普政府謹慎對待、有限度執行相關涉台法律、法案。
2017年年底以來，美國國會兩院全部以一致通過的方式，通過了一系列涉台法律、法案，並促使特朗普一概簽署，順利成法、成案。由此，一時間人們普遍認為美台關係將發生重大變化，無論美台高層互訪層級的明顯提升，還是美台軍事安全合作、美對台軍售的全面強化，都將有“突破性重大進展”。台灣的蔡當局對此尤為期待，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但一年多以來的事實卻顯示，美台關係沒有因為這些法律、法案出台，發生重大“突破性”進展。例如，美台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AIT）新館啟用儀式，一度盛傳將有美閣員，甚至博爾頓本人出席，但實際僅有中級官員—副助理國務卿出席。其他如美台軍艦泊台、海軍陸戰隊正式入駐AIT，無不如此局面。顯然，對於這些涉台法律、法案，特朗普政府是謹慎對待、有限度執行，而不是謀求美台關係的重大“突破性”進展。因為美政府已經瞭解，美台關係突破性“進展”帶給美國的利益，必然遠小於由此對中美關係衝擊給美國利益的損害。可以預料，這一局面在未來兩年將繼續保持。
（五）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與未來兩年的美台關係變化
事實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其中十分重要的是，重新重視台灣和美台關係對美國的戰略價值，與以保持台海現狀為政策目標，以及謹慎對待、有限度執行已通過的涉台法律、法案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反映了，特本人和其政府內對於美台關係及其變化認識的分歧和演變。重新重視台灣和美台關係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明顯是以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籌碼。這是特政府內部反華親台人士的觀點，而特朗普在執政之初接受了這一觀點。以保持台海現狀為對台政策目標，謹慎對待和有限度執行涉台法律、法案，則表明，特政府又重回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意味著台灣和美台關係，在特政府對華政策中地位沒有明顯提升，甚至繼續邊緣化。而且可以預料，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明顯緩解、中美的競爭—合作關係重回正確軌道，以及兩岸統“獨”對抗持續加劇，特別是大陸對台軍事優勢的加速強化，台灣和美台關係作為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籌碼的意義不斷減退。美國如堅持突出台灣、美台關係的戰略價值，必將未獲其利、先遭其害，而且必將害遠大於利。作為“商人總統”的特朗普，經過兩年執政，顯然對此已經瞭然。所以，特政府對台政策的自相矛盾日益明顯，而且在未來兩年中還將更加明顯。受此影響，未來兩年的美台關係變化，將呈現越來越明顯的微妙態勢，即日益明顯的不同調局面。一方面，美國國會將繼續推進強化美台關係，甚至力度更大；另一方面，特政府則將更突出保持台海現狀的政策目標，更加明確地謹慎對待並有限度執行涉台法律法案。顯然，美台關係變化實際上將不再具有這兩年的勢頭，而且內涵也將有所改變。
三、當前和未來兩年，大陸面臨的美台關係變化風險
中美建交以來的事實表明，美台關係的變化，特別是先後發生的四次重大變化，都伴隨、引發了對於中美關係、兩岸關係的重大衝擊，並進而對大陸國際環境形成衝擊，甚至重大衝擊。所以，美台關係變化，尤其重大變化，歷來是大陸重視的風險。
未來兩年，美台關係將持續變化，而且不排除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由此，未來兩年將是美台關係變化風險新的多發期，同時也是美台關係重大變化風險的相對易發期。大陸應對此有充分的清醒認識，以把握戰略主動，有效管控、化解。
（一）當前和未來兩年，是美台關係變化風險新的多發期。
事實顯示，中美建交四十年中，美台關係持續變化，總體趨勢是美台關係持續密切化，這正是美台關係對大陸風險的根源。受各種條件影響，不同時期的美台關係密切化進程存在差異，從而形成美台關係對大陸風險的階段性變化。
2010—2016年期間，美國出現“棄台論”，一度聲勢頗大。受此影響，這一期間美台關係密切化進程一度相對停滯；美台關係變化及其對大陸的風險，是冷戰結束以來較不明顯的時期。但2017年以後，“棄台論”在美國迅速消退，反華親台成為美國社會主流輿論。由此，美台關係密切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聲勢重啟，形成了美台關係變化及其風險新的多發期。
2017年、2018年兩年中，美台關係的密切化十分明顯。“與台灣交往法”，以及包含重要涉台條款的2018、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案”、“2018年亞太再保證倡議法”等法律、法案的頒發；以美對台軍售為中心的美台軍事安全合作多層次的全面推進等，已經對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形成不可忽視的衝擊，成為大陸面臨的不可低估的風險。這些風險基本都是當前和未來兩年中，依據已頒發和可能繼續頒發的涉台法律、法案，美台關係在美台高層交往，以及美台合作，特別是美台軍事安全合作等方面的進展。這些變化一般不具有突破性，但都具有長期性；一般不產生轟動效應，但卻具有積纍效應。這些變化最重要的影響是，導致美台關係變化的常態化、機制化，實際是以所謂“切香腸”方式，推進美台關係密切化。這些影響不僅在當前和未來兩年有明顯表現，而且在未來更長時期中，還有更充分表現。此外，須特別關注的是，在這一新的風險多發期，不僅美台關係變化及其風險發生頻率明顯增加，而且變化和風險的強度也已出現較明顯的強化趨勢，已出現“變化”與“重大變化”界限的模糊化。“與台灣交往法”的出台，就是十分值得重視的事例。未來還會不斷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從而明顯加大美台關係重大變化及其風險發生的概率。
（二）當前和未來兩年，是美台關係重大變化風險很不確定的相對易發期。
冷戰結束以來，美台關係曾發生四次重大變化，即1991年9月，老布什總統批准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機；1995年6月，克林頓總統批准李登輝以“校友”身份赴美演講；1996年一季度，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期間，克林頓總統數次派遣航母戰鬥編隊，進入或威脅進入台灣海峽；2001年5、6月，小布什總統批准向台灣出售60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備、揚言如大陸“軍事進攻台灣”，美國將“支持台灣自衛”。這四次重大變化對當時的中美關係、兩岸關係，以及大陸國際環境都形成重大衝擊。
美台關係這四次重大變化，集中發生於1991年至2001年期間，即冷戰結束後第一個十年中。此後十八年，還沒有再次發生。美台關係這四次重大變化的發生，有明顯的共同影響因素：中美關係處於重大變化之中的大背景；美國反華親台勢力與台灣“台獨”勢力密切配合的直接推動；美國總統決策的決定性影響。這三個因素互為補充，共同促成了四次美台關係重大變化的發生。2001年-2016年期間，中美關係相對穩定；小布什、奧巴馬兩位總統，相對重視中美合作。所以，儘管美國反華親台勢力與台灣的“台獨”勢力，始終極力推進美台關係，但美台關係的密切化進程相對停滯，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這些事實表明，美台關係重大變化及其風險，實際上歷來是小概率事件，但又確實四次發生。
2017年1月特朗普開始執政後，由於美國明確把中國定位為重要戰略威脅、戰略競爭對手，以及美國反華親台勢力得勢，表明美台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已具備兩個主要影響因素，而且都空前強烈。顯然，美台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已處於空前的相對易發狀態。這已受到人們普遍關注。但迄今為止，特朗普對此一直持謹慎態度，堅持有限度地執行已頒發的各項涉台法律、法案。目前看，這一局面將繼續持續，但前景十分不確定。美台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例如台灣地區領導人訪美（而不是“途經”）；美國對台軍售，無論金額還是類型突破性進展，都已具有很大可能性，是大陸面臨的重大而又現實的風險。
美台關係的重大變化，就是美台關係的重大突破性進展。例如，台灣領導人訪問美國（而不是“途經”）、美台領導人會晤，以及美國對台軍售金額、品種、性能等重大突破性進展。這些變化具有突發性、突破性，因而有強烈的轟動效應，對中美關係、兩岸關係，以及大陸國際環境都形成重大衝擊。儘管這些變化的發生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發生，其現實的、深遠的惡劣影響，都十分嚴重。所以，美台關係重大變化，歷來是大陸高度重視的風險。
可以確認，當前和未來兩年，美台關係重大變化風險的相對易發期將會持續。但在更長時期是否繼續，則有較大不確定性。主要是2020年1月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以及2020年11月美國總統選舉。這兩場選舉過程中，美台關係重大變化的概率大為增加；而選後，則因不同的選舉結果，美台關係重大變化發生的不確定性更加突出。總之，當前和未來兩年，美台關係重大變化的風險，處於很不確定的相對易發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25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