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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銘傳 |
中評社北京3月16日電（作者 汪毅夫）連橫《台灣通史》（1922）記：“當是時，百事俱興，農工路礦，次第舉辦，而多借才異國。銘傳乃為樹人之計，（光緒）十二年先設電報學堂於大稻埕，以習其藝；十六年又設西學堂於城內，聘西人為教習，擇全台聰慧之子弟而教之。以英、法之文，地理、歷史、測繪、算術、理化之學，又以本國教習四名，分課漢文及各課程。學生俱給官費，每年約用一萬餘兩，成效大卓，台灣教育為之一新。
這裡所記，有兩個失誤。“先設”的是台灣西學堂而非台灣電報學堂；“先設”的時間是光緒十三年（1887）而不是“光緒十二年”（1886）。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1996）記：劉銘傳於“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創立西學堂，先後聘請洋教習2人，漢教習4人，於西學餘暇兼課中國經史文字，使內外通貫，培養通曉近代科學、善於對外交涉的人才。第一期招收20餘人，至1891年共培養60多人。1890年，大稻埕設立電報學堂，拔取西學堂之優秀學生18人，轉入電報學堂，為電報局培養技術人才”。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洋務派設立的第一個新式學堂是創於1862年的北京同文館，第二個是創於1863年的上海同文館（全稱“上海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後改名為“上海廣方言館”）。第三個是創於1864年的“廣州同文館”，第四個便是創於1887年的台灣西學堂（同年創立的還有“新疆俄文館”）。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1936）謂：“有了某種教育思潮才能產生某種教育”。台灣西學館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育思潮的影響下辦理的，其課程設置、教習聘用及生徒培養方向莫不以此為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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