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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執政後的美台關係發展，值得高度關注。 |
中評社╱題：特朗普執政後的美台關係變化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作者指出，台灣從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到“具體籌碼”的變化，是特朗普執政後美台關係變化的主軸。同時，蔡英文則力圖保持台灣的“戰略籌碼”地位，這與特朗普推進的台灣“具體籌碼化”，共同構成了特執政後美台關係變化的主要特徵。
特朗普已經執政。勝選後的候任期間，特朗普及其團隊成員的一些涉台言行，在海峽兩岸都受到高度關注。這些言行清楚表明，特朗普公開、直接地企圖將台灣作為處理中美關係具體問題的籌碼，即把台灣“具體籌碼化”。這是與美國歷任總統都把台灣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很不相同的政策趨向。可以認為，台灣從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到“具體籌碼”的變化，是特朗普執政後美台關係變化的主軸。同時，蔡英文則力圖保持台灣的“戰略籌碼”地位，這與特朗普推進的台灣“具體籌碼化”，共同構成了特執政後美台關係變化的主要特徵。美台關係的這種變化，將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台關係最重要的變化。
特朗普將台灣在中美關係中“具體籌碼化”，
引發美台關係重大變化
特朗普及其團隊成員，在競選期間沒有涉及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的言論。原因是，美國這次總統選舉如同2004年以來的歷次總統選舉一樣，台灣問題不是競選議題。然而，特朗普勝選後的候任期間，特及其團隊成員有一些涉台言行，在兩岸及美國國內都受到關注。其中，去年12月2日特蔡通話，是打破了37年禁忌的通話。雖然特本人力圖淡化這次通話，但實際的背景當然遠比特的說明複雜。12月11日開始，特朗普及其團隊成員，分別在公共媒體（推特）和記者會等不同場合，發表了關於一中政策的言論。每次的表述不盡一致，但基本內涵相同，即在表示理解一中政策重要性的同時，明確提出在處理中美之間各類具體問題時，如人民幣匯率問題、貿易不平衡問題等等，中方如不做出美方滿意的讓步，美方將不執行一中政策。這是公開、直接地把一中政策作為處理中美關係具體問題的美方籌碼。特朗普的相關言論，特別在台灣島內引起高度關注。不僅因為他企圖將一中政策“具體籌碼化”，還因為一中政策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特朗普尚且企圖將之作為處理中美關係具體問題的籌碼，那台灣就更可能被特“具體籌碼化”，並由此而出現更多的可能，甚至作為“交易”的結果，台灣被美國“拋棄”。
自1950年6月，美國公開、直接軍事干涉兩岸關係以來的六十多年中，美國一直是台灣最關鍵的外部保護者、支持者。這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台關係始終是極端的美主台從關係，即美台關係中台灣絕對的“籌碼命運”。六十多年中，美國堅持保護、支持台灣的原因複雜、多變，但最根本的，是美國利益的需要。這是美台關係的基礎，但這一基礎的具體內涵是可變的。正是美國利益需要的變化，導致了六十多年中幾次美台關係的明顯變化。20世紀六十年代末，在中美因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而嚴重軍事對抗的形勢下，美國仍一直把台灣視為東西方冷戰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其在遠東構建的“遏制共產主義擴張軍事包圍圈”的“不沈的航空母艦”。在這一期間，美國不僅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定期巡航，而且在1954年10月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台成為盟國後，派遣大批軍事人員和武器裝備進駐台灣本島及其外島。可以認為，這一時期是六十多年中，美台關係最緊密、台灣作為美國“戰略籌碼”地位和作用最明顯的時期。
從20世紀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建交，中美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大背景上，美台關係發生了1949年以來最重大的變化。在長達近十年的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美國最終接受了以一中原則作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在美方接受對台“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的基礎上，實現中美建交。但是，通過“美國與台灣關係法”，美台保持所謂的“非官方關係”，美國繼續向台灣提供所謂“防禦性武器”，以及其它的“安全保證”。實際上，美國通過把台灣問題與所謂的“維護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以及“美國對盟國的承諾”聯繫在一起，仍然堅持把台灣問題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從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冷戰結束至今的時期，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由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戰略合作，轉變為“既鬥爭又合作，既衝突又協調，鬥爭而不破裂、衝突而不對抗”的複雜關係。特別是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大為增強，中美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同時，兩岸關係也發生了複雜變化，由20世紀八十年代末到2008年的反“獨”促統，到2008年至2016年的和平發展，再到2016年以後的新對抗。在這一大背景上，美台關係經歷了1949年以來最複雜的變化。老布希、克林頓、小布希、奧巴馬四任美國總統，越來越明顯地把台灣局勢視為冷戰後亞太地區主要地區熱點問題，並在這個意義上重視台灣作為美國掌控地區安全的“戰略籌碼”之一，而維持美台關係，主要是堅持對台軍售，以及美國對台灣所謂“民主轉型”的肯定和宣揚。事實表明，在六十多年的美台關係變化中，台灣經歷了，由美國全球戰略、亞太戰略及中美關係三個戰略層次的“戰略籌碼”，到僅僅作為中美關係中牽制中國的“具體籌碼”的變化，重要性不斷下降，而且作為籌碼的價值也不斷下降。
美台關係變化基本上就是美國對台政策的變化及其影響。導致這一變化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利益及其變化。其它因素看似影響很大，但實際上，真正的影響有限。例如，美國總統對台灣的態度，實際並不決定其對台政策。雷根、小布希二位總統被認為十分親台，但他們各自兩個任期的對台政策，卻不被認為“親台”。雷根與中國共同發表了“8.13公報”，對於限制對台軍售做出明確承諾，雖然同時向台灣做出“六點保證”，但主要是“安撫”台灣，實際意義有限；小布希公開把陳水扁視為“麻煩製造者”而予以打壓，被認為與大陸“共管台獨”。美國作為當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在台灣問題上的利益十分廣泛，但最主要的始終是相關的美國戰略利益，而不是其它的各種具體利益。所以，六十多年來台灣一直是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而不是“具體籌碼”。冷戰結束以來，中美之間經濟摩擦多發，有的還達到十分嚴重程度，但在處理這些摩擦時，美國並沒有與台灣聯繫起來，就充分表現了台灣只是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而不是“具體籌碼”。
但是，隨世界大形勢、中美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台灣作為美國處理中美關係“戰略籌碼”的價值，存在不斷下降的趨勢。六十多年的事實，已經清楚顯示了這一趨勢。2010年前後，美國開始出現“棄台論”。雖然迄今“棄台論”沒有成為美國政界、軍界的主流觀點，但其發展勢頭和影響不容小覷。“棄台論”並沒有形成較完整、系統的論述，但其核心內涵已逐漸清晰，即中國持續、較快的發展、強大，中美關係、兩岸關係都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繼續保護、支持台灣，以台灣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不僅已明顯不可行，而且會越來越明顯地損害美國利益，所以，美國出於自身利益，應該，也需要“棄台”，即放棄把台灣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可以認為，特朗普在處理中美關係中將台灣“具體籌碼化”，就有“棄台論”的較明顯影響。
特朗普是一個精明、成功的大商人，有著“一切皆可交易”的根深蒂固的商人理念，並精於具體利益的算計。同時特朗普又是沒有從政經歷的所謂“政治素人”，對很多重大的國際關係問題知之有限。例如，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重要性、一中政策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以及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的嚴重性、敏感性等，都知之有限，並在其候任期的涉台言行中得到表現。特在其候任期的涉台言行表明：第一，特雖聲稱理解一中政策的重要性，但實際上是只認為一中政策對中國重要，而並不認識一中政策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的真正重要性，確實是知之有限，但卻敢於、急於以此來和中國做“交易”；第二，明確提出要將一中政策，與人民幣匯率、貿易不平衡等具體的中美經濟關係問題聯繫，不僅背離了對傳統的戰略問題的重視，而且突顯了特朗普對提振美國經濟目標的重視；第三，由於一中政策與美國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緊密相連，特朗普將一中政策與中美經濟關係中的具體問題聯繫，準備進行“交易”，那麼他把與台灣相關的各種問題作為籌碼，與美國的經濟利益進行“交易”，將是更加可能發生的。這是人們認為，特朗普將把台灣“具體籌碼化”的主要根據；第四，特朗普在2月10日與習近平主席通話中已經強調，“充分理解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表明他將改變將一中政策與中國進行“交易”的做法，但這並不意味他不會以台灣相關的問題，如對台軍售問題，提升美台交往層級問題等，與中國進行“交易”，獲取美國具體的經濟利益。台灣從歷來的美國“戰略籌碼”，變為特朗普的“具體籌碼”，表明了美國對台灣重視程度的持續下降，達到重要的轉捩點，特朗普以其特有的方式，即台灣“具體籌碼化”，挑明台灣重要性的下降，是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美台關係最重要的變化，其影響將逐漸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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