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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執政後，堅持推進“台獨”新戰略，是未來三年兩岸關係面臨的主要風險。 |
中評社╱題：未來三年兩岸關係風險分析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蔡英文執政已經一年。事實清楚顯示，由於蔡執政，兩岸關係已由此前八年的和平發展，迅速地重現陷於嚴重對抗之中。但這並不是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兩岸對抗的簡單再現，而是儘管對抗本質相同，但對抗的形式和內涵都有重要變化的新對抗。其中，兩岸關係風險的重要變化，就是須非常重視的變化。
從現在到2020年的未來三年，是蔡這一任期的主體部分。這一期間的兩岸關係風險，不僅將直接嚴重衝擊這一期間的兩岸關係，而且對此後的兩岸關係發展趨勢也將產生重大影響。可以預料，未來三年中，台灣島內的全面“台獨化”，將成為兩岸關係的主要風險。
兩岸關係風險的特點
所謂風險，是指實現預期目標的不確定性，或者發生不利於實現預期目標的事態發展的可能性；風險分析則指對這種不確定性或可能性的預判、評估，以及防止發生、減少不利影響的研究。兩岸關係的性質、歷史和現狀都表明，其發展變化的過程，是一個高風險的過程，不僅風險多發、易發，而且風險一旦發生，往往後果的不利影響嚴重。所以，須高度重視兩岸關係的風險及其分析。
1949年兩岸關係形成以來的歷史事實清楚顯示，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過程，是一個風險易發、多發的過程，其主要特點是：
1、儘管在兩岸關係的不同歷史時期，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但兩岸關係促統與拒統的基本矛盾決定了，或者說大陸始終不渝地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決定了，兩岸關係的風險，始終是實現祖國統一的不確定性，或者出現不利於祖國完全統一事態的可能性。
2、近七十年來兩岸關係風險的根源，一直是台灣當局的統“獨”立場，及其兩岸關係政策。這決定了，兩岸關係風險，實際上就是台灣執政者統“獨”立場及其兩岸關係政策的不確定性。台灣島內的政治“民主化”，特別是所謂的“本土意識”的強化，更加深化、複雜化了這種不確定性，以至於人們往往把台灣執政者的更迭視為最主要的兩岸關係風險。
3、從1949年到2008年的近六十年中，兩岸關係的風險集中表現為，突發的兩岸直接的軍事、政治對抗。其中，1988年至2008年李登輝、陳水扁執政的二十年中，兩岸關係的風險更是突出地表現為，李、陳策劃、製造的搞“台獨”、搞分裂突發事件。顯然，突發性是兩岸關係風險的一個值得重視的、實際上也一直受到重視的特點。
蔡英文執政後，推行“和平台獨”戰略，在對大陸“釋出善意”的掩護下，在台灣島內大力推進全面“台獨化”，標榜其兩岸關係政策的“持續性”和“可預測性”。所以，在兩岸關係風險的突出性仍然存在的同時，突發性有所降低，但這不是風險的消失，而是風險形式的改變，由突發型正逐漸變為突發與積累結合的複合型。1949年以來，兩岸之間的各種突發事件，一直是對兩岸關係有重大不利影響的最主要因素。不僅直接、嚴重衝擊事件發生當時的兩岸關係，而且對兩岸關係有著持續、長期的嚴重不利影響。但受一系列因素制約，主要是大陸對之管控能力的持續增強，兩岸之間的突發事件，無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還是事件的強度及影響，即兩岸關係的風險，正受到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有效的管控。
兩岸關係風險的主要影響因素
兩岸關係風險是兩岸關係中，重要而又特殊的組成部分。所以，影響兩岸關係的主要因素，都是兩岸關係風險的影響因素。但這些因素對兩岸關係風險影響的性質、方式和程度，都與對兩岸關係其它方面的影響不盡相同。
1、台灣執政者的統“獨”立場和兩岸關係政策，是兩岸關係風險的決定性影響因素。
如前述，台灣執政者的統“獨”立場和兩岸關係政策，是兩岸關係風險的根源，所以必然是其決定性影響因素，對於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性質、嚴重程度和形式，都有決定性影響。近七十年的歷史事實，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從1949年到2016年近七十年中，兩岸關係風險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1949年到1988年，兩岸關係風險多發，以由中國合法代表之爭引發的直接的軍事衝突為主要內涵的階段；1988年到2008年，兩岸關係風險仍舊多發，但以兩岸統“獨”對抗，引發的反“台獨”、反分裂政治對抗為主要內涵的階段；2008年到2016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風險明顯減少、緩解的階段。很明顯，這三個階段不同的兩岸關係風險，是由三個階段中台灣執政者不同的統“獨”立場、兩岸關係政策決定的。1949年到1988年，執政的蔣氏父子堅持“反共復國”、“反攻大陸”的立場和政策，決定了兩岸關係軍事對抗的基本內涵，由此也決定了兩岸關係風險的軍事衝突的基本屬性和特點，必然多發而且激烈；1988年到2008年，相繼執政的李登輝、陳水扁，堅持搞“台獨”、搞分裂的立場，大力推進“法理台獨”，所以儘管1979年以後兩岸軍事對抗逐漸緩解，兩岸交流開始推進，但兩岸以統“獨”對抗為核心的政治對抗迅速激化，並由此導致兩岸關係風險高發、加劇；2008年到2016年，執政的馬英九承認一個中國、接受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採取“不統、不獨、不武”政策，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新時期，是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風險最小的階段。
上述歷史事實最值得重視的一點是，兩岸關係只要陷於對抗，而且無論對抗的內涵，必然導致兩岸關係風險多發、激化，充分顯示了兩岸對抗與兩岸關係風險的緊密聯繫。但同時必須看到，1988年以來兩岸統“獨”對抗，已成為兩岸對抗的唯一原因和內涵。所以，兩岸統“獨”對抗已經，並將繼續是兩岸關係風險多發、激化的決定性因素。
2、台灣島內“台獨”意識持續增強，是導致兩岸關係風險增多、激化的主要因素。
從1988年李登輝開始在台灣執政至今，“台獨”意識持續在台灣島內增強。現在，以“台獨史觀”為基礎，以“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理念為核心的“台獨”意識，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不僅“政治正確”，而且“道義正確”。
近三十年來，台灣島內“台獨”意識的持續增強，與兩岸關係風險的增多、激化，幾乎同步發生，清楚顯示了二者的緊密關係。民進黨在台灣兩次執政，並且執政後即堅持推行“台獨”政策，搞“台獨”、搞分裂，“台獨”意識的持續增強，即是其基礎。台灣的“政黨輪替”已是常態，每次輪替都有非常複雜的原因。但堅持“台獨”路線的民進黨得以一再執政，特別是2016年還得以“全面執政”，只能認為是“台獨”意識持續增強的結果。這就是台灣島內“台獨”意識持續增強，給兩岸關係帶來的最主要風險。
台灣島內“台獨”意識持續增強，同時給兩岸關係帶來另一方面的重要風險，即島內對“台獨”的反對、抵制，趨於明顯弱化。特別是作為對民進黨最主要制衡力量的國民黨的“台灣國民黨化”，一個中國的立場不斷鬆動、後退，與島內“台獨”意識的持續增強，有著密切關係。從長遠看，這將給兩岸關係帶來不可低估的風險。
3、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及其變化，對兩岸關係風險的雙重性影響日益突出。既可能增大兩岸關係風險，也可能對兩岸關係風險有所遏制。
美國因素歷來是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部干擾因素。1949年以來，美國一直作為台灣當局最重要的外部保護者、支持者，插手，干涉兩岸關係，並從而成為兩岸關係風險的最重要外部影響因素。而且在直到冷戰結束後十年的近五十年中，美國因素一直是強化兩岸關係風險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美台關係的強化，必然導致兩岸對抗的激化，即兩岸關係風險的強化。
但進入21世紀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後，由於中美關係的重大變化，主要是中美兩國越來越多、越來越重大的共同利益，導致中美合作——競爭關係日益明朗。這決定了美台關係雙重性日益明顯，而美國在繼續承諾保護、支持台灣當局，繼續利用台灣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籌碼的同時，也重視管控台灣當局，以防止因兩岸關係惡化嚴重損害中美關係。所以，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風險的雙重性影響日益明顯，既可能因美台關係的強化，而導致兩岸關係風險增大，也可能因美國對台灣當局“台獨”行徑的管控，遏制兩岸關係風險。對此，值得重視與把握，特別對於美國因素遏制兩岸關係風險的影響，更應重視與把握。
4、兩岸關係中大陸日益強大的優勢，是對兩岸關係風險最有效的管控、遏制因素，但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風險。
事實表明，1988年以來近三十年的兩岸關係風險，從根本上說就是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搞“台獨”，搞分裂，製造兩岸統“獨”對抗的事端的可能性。“台獨”勢力搞“台獨”，搞分裂，完全基於他們頑固的“台獨”理念和立場，以及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從來都充斥著無理性的狂熱和政治經濟利益算計。但“台獨”勢力搞“台獨”、搞分裂遭到越來越明顯的失敗。這表明，兩岸關係風險受到越來越有效的管控、遏制。事實表明，大陸在兩岸關係上越來越強大的優勢，就是實現對風險有效管控、遏制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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